例如，就在2001年年底，英國的詹金斯爵士（Lord Roy Jenkins）在新著《邱吉爾傳》裡即指出，邱吉爾在現實國際政治上，乃是他搭建了自1945年以來即持續影響世界的基本英美同盟結構，這個結構主控了整整半個世紀英國外交政策。主張英國應加入歐元區，俾在歐盟扮演更大角色的詹金斯爵士，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觀點，也皓首窮經式的到邱吉爾的演講集裡去找論據，認為邱吉爾對歐洲的整合有原創之功。以詹金斯地位之高，都必須假借邱吉爾來合理化自己的主張，這足以顯示出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影響力仍然壟罩著英國政治。但詹金斯的論證卻可能過分的斷章取義。因為在邱吉爾的觀念裡，英美同盟乃是重心。他當然不反對歐洲的整合，也主張英國應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但事實上，他所主張的乃是，僅管可以是歐洲的一員，但卻是主宰歐洲的上位成員。對歐洲，邱吉爾有著一種曖昧的優越感。
有關邱吉爾的生平，人們多半早已耳熟能詳。他的先祖是英國安妮女王時代的馬爾巴羅公爵，在英國，這乃是個長期以來始終不衰的豪門貴族。他的生母珍妮．杰羅姆，則是美國金融家及報人里昂納德．杰羅姆之女。因而後來的人皆深信邱吉爾的英美混血，乃是他終生致力於英美聯盟的主因。但一般論者皆可能疏忽了的，乃是做為英國豪門後裔的邱吉爾，他的身世自覺對他一生所造成的影響。而這個問題，劍橋基督學院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坎拉丁（David Cannadine）在《英國貴族階級的衰微及沒落》、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教授巴澤爾（E. Digby Baltzell）在《新教當權派》這兩本著作裡，倒是有更為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巴澤爾教授指出，英國的社會乃是階級嚴格區劃的社會，但僅管如此，英國貴族社會之所以未曾出現類似於法國的階級大革命，乃在於英國貴族階級始終保有追求卓越和對外開放的傳統。這使得英國貴族階級有著一種追求自我高貴的傳統，並傾向於刻苦自厲，從校風極嚴的貴族公學，一直到牛津劍橋，都反映著英國貴族階級的這種特性。而坎拉丁教授則指出，邱吉爾出身貴族豪門，他本質上乃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輝格黨，相信做為上層階級的人，先天上就有責任領導國家與人民渡過難關，追求進步。這乃是邱吉爾生平裡最大的特性之一。坎拉丁教授指出，近代英國在民主化和社會福利化的過程中，貴族階級的努力，的確是在逐漸消退之中，在邱吉爾之前，最後一個貴族豪門出任首相的，乃是巴爾福爵士（Lord A. J. Balfour, 1848-1930），但他擔任首相的期間為1902至1905年，此後的首相則皆由平民出身者為之，到1940年邱吉爾出任首相，中間已隔了35年，由此也的確顯示出英國貴族階級的衰退。但這種趨勢到了邱吉爾，卻出現了大逆轉。邱吉爾強烈的貴族自覺和追求卓越，使得二次大戰期間，英國貴族投身政治與戰場者前撲後繼，乃是英國沒落的貴族階級為英國做出的最大貢獻。也正因此，當我們研究邱吉爾，他那種生在貴族沒落時代的張力因素，可能是必不可廢的重點。他自幼開始，即對自己的家世有著獨特的自覺，並花費極大精力寫作祖先家傳。僅管他的父親待他極為苛酷甚至蔑視，但他對父親所代表的貴族血脈，則始終敬重有加。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說，他無論從政、書寫、甚或演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藉此為英國貴族階級留下最後一抹光輝。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乃是「貴族再起」（Aristocratic Resurgence）的重要時刻。或許只有從這樣的角度，始能掌握到一些他生平的重要訊息：他為什麼從公學時代就對學習歷史和英文寫作有著那麼強列的興趣，而對其他如拉丁文及科學毫無興趣？他為什麼從早年從軍開始，就一直熱衷於也同時兼事報導寫作？為什麼他對祖先家傳和父親的傳記，有著那樣專注的態度？邱吉爾是近代政治人物裡，第一個把創造歷史、書寫歷史，以及藉著語言而改變歷史看做同等重要的第一人。就歷史的敘述而論，他也開創了所謂「見證歷史」（History of witness）這樣的文類，將自己所參與的歷史留存為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