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權力、媒體與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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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九七後的香港為例，分析權力、媒體與文化三者的互動關係。九七之後，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變化，引動兩地文化的衝突和互相吸收。九七前，香港孕育出一個有明顯界線的本土文化。九七後，香港在「再中國化」和「再國家化」的作用下，本土文化的想像界線開始模糊而進入重整狀態。透過處境脈胳分析，本章試圖呈現一幅變動的文化地形圖，並探討媒體在折射權力及調節文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此先簡單解說本章的三個核心概念。它們分別是「文化」、「媒體」與「權力」。「文化」一詞，定義繁多，簡言之，有以文化作為精英文化、或文化精粹的累積，亦有以之作為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生活方式及普及價值 (Williams, 1981)。本章選用後者作為分析概念。其次，「媒體」一詞，一般泛指可公開流傳的信息載體，除信息文本外，亦涵蓋生產機構及閱聽社群。流行觀念認為，媒體為現實的反映。現代社會中，媒體急劇膨脹，正如湯遜所言 (Thompson, 1995)，媒體把文化都變成它的殖民領域，意思是，所謂文化，很大程度都吸納於流行媒體並在其管轄之下。正因為此，我認為不同形式的反映論都不足以說明現代媒體的特性。媒體不單是信息載體，它是穿透現實的論述力量。這觀點在下文再詳細討論。

本章第三個核心概念是「權力」。「權力」是意志的行使，權力意志施加於人，使其順從而成事。種種有關權力的分析論說，Hindless (1998) 將它們分為兩大類，其一是量化的行動的能力 (capacity to act)，其二是較複雜的行動權利 (right to act)，既談能力、也談施權與受權相方認可的權利。而權力/權利論說之中，影響力較普及的，可推傅柯的權力/真理觀。傅柯指出，權力非單有壓抑性，同時亦有生產性，施行與接受權力者，互動互補，互相催生。權力除可以暴力呈現之外，最能貼服人心的，是以「論述」呈現，讓人在論述之中，甘心接受權力的施行，受權者是自願、自發、樂意的，甚至主動爭取權力施加己身，受權因此也變成是權利 (Foucault, 1980)。

所謂「論述」(Discourse)，包含看似客觀甚或專業的知識，以及潛藏知識內核的好惡情緒和價值判斷。即，權力生產真理知識、內蘊情緒與價值的力度而成論述，而論述又生產一種施權與受權的身份位置。這與布笛的語言論互相呼應。布笛認為，語言與象徵，是支持權力關係的重要基礎，甚至是構成部份 (Bourdieu, 1991)。傅柯的權力/知識論最有動態的一環，是細論權力的更替過程；於論述重覆生產的社會場域中，知識和常識，經年累積而為共識；價值和好惡，串連結合而為文化。新權力的出現，催生新一輪的論述。新與舊的共識與文化互相消長更替，或平順過渡、或突現斷層，卻都要在歷史情境的角力搏奕中，尋求與維持新的平衡 (Foucault, 1989)。傅柯稱此過程為論述形成。傅柯的權力觀，雖有泛權力滲透一切之弊（關啟文，2000），但其對論述形成過程的方法進路，頗適用於後九七香港文化轉移的分析。從此進路，可視媒體為論述生產的主要場域，從而透視媒體論述怎樣生產新知識、新情緒、新價值，並從中呈現怎樣的權力景觀。

香港文化與香港人論述

按上文的思路，權力、媒體、文化，環環相扣，不能簡單區分，也不能在概念上模糊互換。我將這三個分析概念，放置在香港具體歷史時空作考量。若以人類學定義上的文化來說，戰後香港確凝聚了別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 (Ma, 1999)。本土學者，身處論述之中，往往從本土出發，肯定及強化此一香港身份。九七後香港文化轉弱，讓身處其中的香港人以及香港學者，也開始有檢討過去的視線距離。對比今昔文化活力的消長，可見所謂「香港人」與「香港文化」並非本質上的必然，而是一種歷史身世和權力建構的論述形成過程。香港人論述，在六、七十年代冒起，七、八十年代壯大，九十年代正典化又同時複雜化。且看九七之前，在香港文化消失的憂慮情緒之中，媒體大力建構香港的奇蹟歷史，把香港文化表現為煞有介事的一套正典，媒體中的香港故事，都以「這就是香港文化」的口吻，介紹一個本質化、正典化的文化身份 (Ma, 1998)。這群「香港人」的文化，其實是流動不定的生活方式，雖有實質的習慣及價值觀可以論說，但所謂香港文化，基本上不能鎖定，人言言異，歷史階段各有不同定案，而且一直與中國（尤其華南一帶）千絲萬縷（蕭鳳霞, 2001）。更甚者，我們可從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切入，不去問香港文化定義為何，而去問它在什麼時代、什麼歷史條件、什麼權力結構之下，把游移不定的身份、無以名狀的文化，漸漸定性為香港文化，把文化界線劃出來，把香港人的典型確立，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想像集體，重複論述而成共識，彷似真有一個香港文化的本質長久存在，但此論述過程，實質上是鎖緊社群界線的一種本土文化權力的呈現。從論述形成的角度，「香港人」這種說法，是一種特定權力結構催生的「想像」，一種「話語建構」。也可以說，沒有本質意義上的香港人。「香港人」作為一個集體，其邊界遊移不定，是投射而來的想像，想像出一個集體，想像出一條邊界，作為集體身分安頓之所。這樣說，並不是把「香港人」解構然後消化掉，而是強調所謂「香港人」，是歷史條件下具體的社會情境的產物。

這種「論述形成」的觀點，是一種反本質論，認為社會現實並沒有必不可缺的核心本質。但此反本質論並不是一種唯心論，也非一種時麾的後現代身份流動說，因為有關香港人和香港文化的論述，都有零碎但實証的故事和人物作為基礎，而非純粹唯心的虛擬想像。要透視香港文化的權力地形，就應從論述的生產與轉移入手，而非苦求香港文化的本質定義。下文由此路進，先分析後九七的權力轉移，再從而呈現媒體中的香港文化論述。

權力轉移後的影子政治

九七前，香港人與香港文化的說法，有強力的論述力量，其出現的歷史條件計有：殖民政府不鼓勵親英也不鼓勵親中的政治定位、教育制度上非歷史化的課程政策、香港出生的新生代集體成長、政治上不干預所留下的本土空間、中港對立的文化環境等等 (Ma, 1999)，更加上九七焦慮引發的懷舊和尋根心理，讓「香港人」此一集體論述有充分的空間和誘因一再被強化。然而，九七之後，中英二元權力轉眼蛻變，殖民歷史論述重新整構，中港人口互相滲透，中港市場互相借用作為跨境槓桿，在這些轉變中，對權力十分感敏的香港文化論述難免發生微妙變化。

從政治結構的角度看，九十年代中英權力對立之下出現的空間，讓本土論述發出響亮的聲音。但此二元結構在九七之後隨即消解，英權退卻而成隔靴搔癢的外交力量。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付諸實踐。兩制中的「港制」，由特區政府承擔和執行。但特區政府並沒有全面的民主政制的授權，因而在港人心目中，她的權力由中方賜予，她的弱勢管治不時要透過中方的支持，才能通過認受危機的考驗。

過去殖民政府低干預的政治權，讓傾向自由主義的本土力量較容易發出聲音。九七之後數年多的時間，雖然中方自我約束其權力讓特區得享自治，但政制規限有傾向性，中央對特區政治領袖人選有強大影響力；「兩制」之中，香港立法與行政兩會向「一國」傾斜。我們或可放下親中或民主陣型這些具有政治取向的標籤，單就政制結構過濾後所呈現的意識形態系譜而論，順應中國官方立場的提案較易浮現，背逆的論述，往往受壓於較多有形的議席規限和無形的自我審查。香港文化習慣之中，與中國主權略有衝突的特質受到較多壓抑。例如有關台灣言論的限制、對法輪功活動有意無意的規避、本土化之後的公務員的政治取態，呈現出稍與以前不同的香港性格。權力轉移引伸出來的文化調整，不是順利的文化拼接，而是爭持激烈的商議過程，與港式文化相違的爭論，經常出現輿論反駁，冷嘲熱諷辛辣批評兼而有之。然而，部份本土聲音沒有民主程序讓其力量呈現，逆向輿論不足以扭轉「一國」的傾斜。本章無意細論後九七的政治，只想指出，九七後，最高的政治權力，是中央政府，而特區政府，是中央容許下才能運作的影子權力；在這個政治格局下，香港本位的論述，難免要朝著國家及民族認同的大方向轉化，而轉化過程是充滿異見的，因為弱勢的特區未能生產強力的論述去支持其政治權力。

媒體作為論述基點

本章的焦點在於分析權力如何透過論述生產而呈現，媒體又在這呈現過程扮演怎樣的角色。權力當然由政制、法制、軍警去體現及維持，但權力的體現，亦要以論述維繫人心。香港由九十年代的二元政治，轉變為後九七的影子權力，新權力格局自然醞釀新論述，而新舊交替需要有反覆生產論述的基點。這些基點包括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中方在港的政治聯繫機構、香港政黨、學校、志願組織、及商業集團等等。這些論述基點，透過直接的意見表達及間接的公關活動生產論述。

媒體在其中的角色比較複雜，它本身既是重要的論述基點，但也是上述各類基點的展現平台。非媒體的論述生產組織，須透過媒體才能將其論述普及化。因此媒體是社會權力展現及角力的場域，但媒體也有其本身的力量去產生媒體論述和轉化社會論述。因此媒體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反映論可以解釋。若從流行的反映論或承載論推斷，媒體反映現實，所以新聞或紀實式媒體內容，必須求真求準，否則是扭曲現實；而想像或戲劇性內容則可談其寫實與否，並追問媒體有否將現實社群醜化、美化或者典型化。然而，現代媒體滲透性強，穿透社會現實，很難單以反映論理解，因為媒體與現實之間，並無光滑的鏡面，讓「真像」與「倒影」截然分開。甚至可以說，媒體是現代社會的「超現實」，媒體放大、折射、建構、創造真實，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現實的構成部份：媒體是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舞台，是經濟體系的網絡「基建」，是催生消費慾望和提供商品資訊的市場陣地，更是文化現實的本身。這個「媒體超現實」的觀點，並非要以無限放大的方式，把媒體泛現實化，而是重點強調媒體與現實，既互相穿透又互相構成。當然，「媒體超現實」是論述性強、物質性弱，它不是一磚一瓦的現實，而是透過承托和生產論述而發揮現實效力。

上文提過，論述是權力的呈現、是內蘊價值判斷和情緒力度的「真理」知識、是施權與受權的身份位置。所謂媒體超真實，可以把媒體理解為大量又活躍地吸收和生產論述的支點，媒體生產知識、語言、情緒、判斷、共識，以呈現經濟和政治的權力，成為「現實」的一部份。下文將會以媒體作為論述支點的角度，分析後九七的香港媒體如何補償弱勢政治、借用民粹力量、生產政治語言，以及如何劃分文化界限。

媒體與政治補償

九七前後，政治權力的轉移，令媒體這個特殊的論述基點出現微妙的角色變化。九七前，由於香港並無強勢的高等文化，加上政治的低干預，普及媒體成為本土論述的營造場域，醒目摩登的香港人形象，在電影電視中活靈活現，並反過來成為建構文化的參照模型。後過渡期中英對立所出現的空間，讓香港人發展出開放大膽的政治要求。過問政治、對官員有所要求，已形成新共識，並且累積情緒因素及確認價值，結合一連串的論述網絡，如「港式文化」、「言論自由」、「一個兩制」等語言，構成港人認同感的一部份。必須重申的是，「港式文化」與「一個兩制」，其實並沒有清晰的內容，但卻是港人所認為不容否定的流行論述，甚或視之為香港文化存亡的根基所繫，充滿著集體情緒的投射，並在媒體之中不斷被肯定。

九七後，中英二元政治權力轉眼消解，而權力轉移後的論述基點早己啟動新的論述生產。政府是論述生產的其中一個核心基點，可透過官員及資源充足的新聞發佈網絡生產政治論述。然而，特區政府作為中央的影子權力，予港人的印象是，認同一國有餘，堅持兩制不足。反而中央駐港官員及各類中方委任的諮詢代表，卻常常發表強硬清晰的立場，例如有關香港電台應否作為政府喉舌、與台灣主權有關的言論、法輪功在港的活動、異見人士的出入境問題、對特區首長的連任問題與施政評價等等，清楚直接地體現親中央的意識形態，與市民大眾的立場形成對比。媒體往往樂於大量報道中方代表人物的論述，作為高於特區弱勢政府的政治風向指標；而特區政府的立場傾向肯定國家主權並與中央保持和諧關係。這與部份港人在九十年代所醞釀民主化的要求並不一致。民情超前，政府滯後，流行媒體在這種意識距離之中，扮演了政治補償的角色。大體上，香港的媒體相對獨立於政府，以商業運作方式經營，主要使用普及市場作為權力支持，反覆以激烈尖刻的言論，從本土出發，聲稱代表躁動的香港人，大力批判特區政府，成為權力磨擦的壓力活門，宣洩了香港人的不滿和失望情緒，從而局部伸張了香港人自覺是委屈了的本土身份。弱勢的特區政府故此不能有效地以新論述引動新共識，媒體引入了民間於九十年代鞏固的自由主義論述，將社會分化的意識形態，以戲劇化而且頗激烈的手法呈現在公眾眼前。

媒體與民粹主義

流行媒體借用的是市場力量，這種動力往往能夠抗衡特區弱勢的政治論述。媒體全面的市場主導，以通俗、煽情的手法，確保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取得有利可圖的佔有率。這種媒體民粹主義 (McGuigan, 1992)，混雜各種在權力轉型所激發出來的複雜情緒，一方面推崇現代媒體的價值取向，例如言論自由、監察政府等論述，並與「港式文化」的論述結合。原本非政治化的「香港文化」，加入了政治成份，且被視為港人一直堅持的「本質」。另一方面，媒體民粹主義又推翻新聞專業操守的一貫原則，媒體內容傾向窺秘獵奇，選材準則以娛樂價值高於引導價值，將頭條新聞娛樂化瑣碎化，往往為加強衝突而將問題簡化和對立。讀者一方面不滿媒體的誇張手法，對媒體的信任下降，但另一方面亦借用媒體宣洩對政府的不滿和伸張一種民權揉合民粹的「港式文化」論述。

媒體民粹主義與弱勢的影子政治之間常有衝突，但亦有例外。居港權及人大釋法事件就是一例。近年香港人口不斷膨脹，內地新移民以每天一百五十人的數目來港定居。九七後，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排斥情緒依然強烈，歧視意識於居港權爭論中尤其突出。一九九九年政府發表嚇人的數字，指出若容許新移民以家庭團聚為理由，自由來港定居，將引起嚴重社會後果。政府此舉隨即引起廣泛的報道，亦強化了公眾對新移民的排斥情緒。雖然亦有評論指政府的數字有誤，是誇大了新移民來港對福利、經濟、教育所做成的破壞，但政府所製造的「驚嚇效果」，得到媒體的放大，成為排斥港人內地子女來港的基調。最後政府尋求人大釋法，希望從中央收緊法律大門，減輕移民來港的人口壓力。此舉引起律師團體組織無聲抗議遊行，但公眾情緒的反對聲音並不是十分強烈。此例頗能說明論述生產的性質。特區政府以表面客觀和合符科學的統計數字和預測，恰好配合香港人戰後多年來對新移民的排斥情緒。在眾多異議之下，仍能形成「香港不能承受新移民」的「共識」，顯示政府借助民意力量，亦能在市場主導的媒體中，頗為成功地「製造」知識、生產論述、行使意志。反過來，倘若特區傳達的論述，與普及的民主民權訴求相去頗遠，便往往不能在市場主導的媒體中成功展現並取得認同。

上文指出，媒體市場借力於民粹主義，抗拒特區弱勢政府。除非政府也訴於民情，否則難以推展特區所強調的主權論述。然而，香港政治權力與民情民意差距較大，引致社會分化對立，這些不穩定情緒不能長期持續。當媒體市場與政治網絡進一步交錯結連，傳媒老闆與大陸市場的政治關係與日俱增，長遠仍會間接調控媒體，在港式文化的論述轉弱時，媒體或會有意無意傾向中央政府權力，默許或明示香港論述再中國化和再國家化的轉向。當然這是理論上的推測，轉化的實際軌跡尚待觀察。

媒體與經濟語言

經濟實力是香港論述的主調。「香港人」作為一個論述群體，很大程度上建基於物質上的優越性，以經濟實力抵消了政治與文化權力上的缺乏。政治方面，香港本土從未享有全面的政治權力。一直以來，香港本土論述是在中英容許之下以經濟權表達出來的。文化方面，香港常在一國的觀點內，被視為粗野蠻夷之地（王宏志等，1997）。王宏志 (2000) 有系統地分析國內史家與文人所論述的香港史，發現對香港不少矮化、異化，且傾向「大一統」的處理。然而，自六十年代以來，內地鎖國而香港經濟起飛，中港在經濟與物質生活的差距愈來愈大，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漸漸與中國的內地人劃分開來，香港在經濟權力之上，築起一套消費主導的生活方式，變成港人自豪自傲的論述支點(Ma, 2001b)。戰後香港從市場活力醞釀出一套香港人的意識形態，例如所謂「創富神話」、「機會主義」、「功利掛帥」、「個人主義」等等，透過媒體所生產的大量經濟語言和富豪傳奇，結連形成為香港的強勢價值體系。然而，這種經濟權力為基礎的香港人論述，在九七金融風暴之後，顯然已無力支撐香港經濟奇蹟這個流行神話。樓市崩塌後製造的負資產、經濟調整所做成的失業與半失業人口，長期打擊港人的經濟信心。普及的經濟信心大不如前。媒體中的「香港文化」論述雖常被強調，但以往強勢的經濟語言，開始逐漸滲入政治語言。

九七前經濟不干預的政策，過去不斷被用來形容為香港特質，但九七後似有跡象改變。金融風暴的最高潮，特區政府大膽干預股市，成功減輕金融危機的破壞力，但對樓市泡沬爆破後的干預手段，即顯得力不從心。在不干預政策下，由市場力量自發更新的香港企業精神，造就不少香港人的成功原型，白手興家的人物至今仍流行於媒體的成功故事之中。然而，九七後「有為政府」的干預印象，也孕育出小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從負資產補貼到各種醫療及教育的要求，顯示前九七「自求多福」的香港人，已經在後九七對經濟與民生有強烈的政治訴求。

媒體與政治語言

「香港文化」的論述，有趣之處不單在於論述的內容，更在於此論述產生於甚麼權力結構之中，又發揮了甚麼的論述力量。殖民時代香港政府刻意壓抑政治認同，形成一種非政治、純經濟的「香港文化」論述。以「經濟人」介定「香港人」的形象，在媒體內屢見不鮮。雖然九十年代中英爭拗期間，媒體已經出現大量的政治言語，但「香港文化」的論述，依然以經濟活力為核心，再加懷舊之情，表述香港過去的經濟奇蹟，作為安頓人心之策 (Ma, 2001a)。

九七後，在媒體出現的泛政治言語，開始與「香港人」的論述結合。「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問責制度」等用語漸漸成為普及語匯。而且「香港方式」、「港式文化」、「香港制度」的講法，經常都是在「一國兩制」的概念具體落實或受到考驗的時候被提出來。中央與香港政治意識發生衝突時，「港式文化」就被論述以作抗衡。過去擁有經濟權力的地產商和企業家，常在媒體上被呈現為香港經濟奇蹟的化身。近年，經濟論述卻與政治論述混成為「地產商向政府施壓」、「官商勾結」等頭條新聞；甚至有富豪高調指香港出現文革式鬥爭，用政治語言詮釋香港社會動態。  商人不時高調作政治表態。再加上香港市民的經濟信心下降，所謂「經濟奇蹟」不能再借用為中/港有別的基礎。「香港文化」論述在同一個命名下，經濟語言及政治語言此消彼長，愈來愈帶有政治性，與殖民時期的非政治文化，兩者有很大不同。特區的影子權力，雖然未能借媒體生產一套迎合政權的共識，但媒體在此論述形成的過程中，創造和累積大量政治言語，並將之普及化。政治語言的普及，令香港人可以更靈活自然地從政治角度，去理解、分析、界定和詮釋現實，並更換著「香港文化」的論述內容。

媒體與文化邊界

除了政經權力的轉變外，從社會結構分析，香港文化的論述亦有新的改變誘因。香港意識的形成，與戰後人口結構有關。共產黨四九年上台後，大量中國移民湧入香港，這一批新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成為香港人的核心（陸鴻基，1995）。這種人口成份，令集體價值傾向政治逃避、實用主義、個人主義等移民及難民文化。香港人論述，是從這群難民開始落地生根的七十年代冒升出來的。現在回看，七十年代以來，媒體中鮮明的香港人性格，是頗為封鎖和單一的文化構成過程，是這群香港人較為單一的成長經驗的累積。不錯，七十年代冒起的本土認同，確實有其過人的活力和凝聚力，但此凝聚力其實也反映其單一性與排他性，尤其是對中國內地的後來者，更有很大的歧視。反過來說，正正因為「我族」與「他者」的鮮明對立，才令香港人論述，能夠在短短二、三十多年內，成為一個普遍確立的身份。媒體在此過程中，吸收社會中早已瀰漫著的排拒情緒，並將之形象化、戲劇化，進而論述為鮮明的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對立，成為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流行共識。這時期的論述生產，與殖民政治並無抵觸。中港分離，符合統治利益。而先來的香港人，掌握更多的社會和文化資源，對後來新移民的諸多不滿，又從媒體擴散強化，勾劃出新與舊的身份界線，這正是低干預的政治空間下，本土與新移民之間，社會權力不均的論述後果 (Elias & Scotson, 1994)。

然而過渡期到九七後，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論述顯得較以前複雜。以往中港兩個群體的想像界限十分明顯，並以羅湖深圳為政治邊界。但此地理邊界已變成行政邊界，不足以寄託中港有別的文化想像 (O’Donnell, 2001; Ma, 2002)。此外，中國開放政策施行以來，經濟實力漸見強大，國內主要城市先富起來，與香港的生活方式差距收窄，港人的優越感漸難維持。中國人力充裕、資源豐富，而且享有發展初階的價格優勢，吸引大量港人往內地投資及消費。所謂香港人與中國的實質界限雖然鮮明，但卻朝向互動互補以及模糊化的方向發展。中港之間的人口流動漸趨普及，內地新移民及遊客每日來港，港人往內地工作消費的數目不斷增加，兩地的生活方式互相滲透，令中港文化界線進一步糊化。香港的再中國化，以及中港一家的論述，是政治正確的大趨勢。

正如安德遜 (Anderson 1983) 所說，國家是一個想像社群，而媒體在規劃及維持想像界線方面，扮演重要角式 (Schlesinger, 1991) 。回歸前後，每天的電視及報刊新聞中，中國內地新聞資訊逐漸增加，在港人的視像及思維版圖上，家國想像變得比以前豐富而又多元化。以往隔離及歧視心態愈來愈顯得政治不正確。流行媒體中的戲劇角色，開始出現更多正面的大陸人形象，甚至將新移民描寫為代表香港拼搏精神的正面角色。  電視方面，亦有中港台合作並強調中華歷史文化的製作。  雖然宏觀的界線化解，但是微觀的衝突仍以貼身的居留、教育、福利等權利的爭論表達出來。過去港人對內地人的歧視情緒不會在回歸後一下子消解，再加上特區政府在居港權爭論中，予人新移民拖累香港之感，而新移民來港人口，亦結構性地以婦女孩童為多。媒體所見，不時有移民家庭慘劇，極端暴力事件及女子來港賣淫等新聞故事。凡此種種，令中港一家的口號下仍有複雜的對立情緒。概括而言，媒體因應宏觀的政經與社會的權力轉移，在新聞及戲劇內容之中，重劃中港的他/我界線，表面傾向融和，但在次文本與隱含意義方面，卻仍充滿對立的張力。

總結

本章旨在對權力、媒體、文化作一個理論性的初探，所以並沒有著眼於具體的案例分析。文章開首以論述建構的角度，指出香港文化並沒有固定的本質化內容，而是特定歷史時空的論述，從中呈現出本土權力、或用作回應政治變遷。本章分析香港的權力結構如何從中英二元對立轉變為特區的影子政權，並進一步分析在此權力格局下，媒體作為吸收和生產論述的基點，借用了市場及民粹力量，來補償特區的弱勢而稍嫌保守的政治傾向，並因應時勢，生產大量政治語言，製造一個普及的語言環境，令以往經濟主導的香港論述，在爭辯之中不斷注入政治成份。媒體亦重新劃分中國與香港的文化界限，建構一個「中港一家」但仍有對立的想像社群。在此權力與文化變遷之中，媒體既非現實主義式的鏡面反照，亦非粗糙批判理論的意識控制。透過生產「港式文化」的論述，媒體除了展現和折射政治經濟的權力之外，媒體本身亦構成為權力轉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