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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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諡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


家世淵源

李鴻章的先祖本姓許，從江西湖口遷至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庄。李家到李鴻章高祖時，終於勤儉致富，有田二頃。到父親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讀多年，終於在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家族成為當地名門望族。

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鴻章出生於合肥縣東鄉。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後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後來也都非富即貴。


科舉出身

1843 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宮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都，準備來年順天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 首，以抒發胸懷。其一雲：

丈夫只手把吳鈞，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即今館閣須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
馬是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
篇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處，天涯須報李陵書。


道光二十四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戎馬功勞

咸豐一年（1851年）1851年1月以洪秀全為首的農民群眾，在廣西桂平紫荊山麓金田村樹旗造反，建號太平天國，軍曰太平軍， 只經過兩年多的戰鬥，便從廣西一隅躍進到長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個與清朝封建政權相對峙的農民政權，並開始北伐與西征。當時清朝的達官貴人和主要支柱綠營兵腐朽不堪，於是咸豐一面用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來制止文官武將和綠營兵的潰逃，驅使他們繼續為清王朝賣命；另一面努力爭取漢族地主豪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經濟和宗族勢力，「結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鎮壓太平軍。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徽省城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咸豐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以李鴻章籍隸安徽，熟悉鄉情，奏請隨營幫辦一切，遂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1858年冬，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其後皖撫翁同書（同治、光緒帝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

1860年，統帶淮揚水師。湘軍佔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達上海，自成一軍，稱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後，在江蘇大力擴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來的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壓了捻軍，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總督直隸及洋務運動

李鴻章軍功顯赫，累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終於1870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鎮北洋，遙執朝政」。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

創辦江南製造局和金陵製造局

江南製造局的創建和曾國藩有密切關係。1863 年盤踞安慶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擬設立鐵廠」，特派從美國留學歸來、懷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國願望的容閎赴美購買「制器之器」。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遵示撥款萬兩，「交令速往」，並復函曾國藩說：「西人制器之器，實為精巧。醇甫此行，當可購到。海疆自強，權輿於是。」當時李鴻章與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講求禦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鴻章認為，先前設立的炸彈三局，「機器僅值萬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買制齊全」，若托洋商回國代購，路遠價重，毫無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訪有洋人出售鐵廠機器，確實查驗議價定買，可以立時興造」。1865年，李鴻章讓丁日昌訪求數月，購得設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鐵廠，合併原由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個炮局，於 9 月奏準成立江南製造總局。容閎所購機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所有局務，責成丁日昌督察籌劃，先造槍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 年該局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建造機器廠、洋槍樓、汽爐廠、木工廠、鑄銅鐵廠、熟鐵廠、輪船廠等，開始製造兵輪。後來，該局於 1868—1870 年間，陸續設立翻譯館、汽錘廠、槍廠，並在龍華鎮建廠製造洋槍細藥及銅帽炮引，使之逐漸成為一個以生產槍炮彈葯為主、輔之以修造船艦的綜合性新式軍用企業。

1865 年，李鴻章升署兩江總督後，將馬格裡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到南京，在雨花台設廠，改稱金陵機器局。此後，逐漸擴充規模，改良設備，到60年代末，已能製造多種口徑的大炮、炮車、炮彈、槍子和各種軍用品。


天津機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飛諭李鴻章派兵北援的同時，命其派員赴津在崇厚主持下開局鑄造炮彈，以資應用。清廷此舉，「隱寓防患固本之意」，企圖建立由滿洲貴族直接控制的軍火工廠，打破漢族官僚對新式軍工企業的壟斷，藉以扭轉外重內輕的局面。李鴻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實用心，採取了敷衍態度。6月，他在復奏後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說：「天津設局製造，奏中姑宕一筆。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與雨生商辦。」「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罷論。」8月他函詢潘鼎新：「天津設局製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議？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從緩。」「奏中姑宕一筆」、「便可從緩」、「即作罷論」云云表明，只要再無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實，崇厚並非「外行」，所以李鴻章不得不籌商定議。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議飭以天津拱衛京畿，宜就廠中機器仿造一分，以備運津，俾京營員弁就近學習，以固根本。現擬督飭匠目隨時仿製，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他既答應為天津仿製和購求機器，又要求「寬以時日」，為緩辦預留地步。崇厚秉承奕等意旨，專函詳詢李鴻章「何時可以購齊」。李鴻章覆信說須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間，得有眉民，可以籌運」。1866 年 10 月正式奏準在天津設局，專制外洋各種軍火機器，由崇厚籌劃辦理。


輪船招商局

清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並且，李鴻章為了「自強」、「求富」，企圖通過興辦民用企業，解決軍事工業的原料、燃料供應、「調兵運餉」的交通運輸困難和「練兵練器」的經費問題。

1872內閣學士宋晉上疏，藉口製造船艦糜費多而成船少，請旨飭令閩、滬兩局暫行停止製造。李鴻章復奏指出，宋晉的主張代表了頑固守舊勢力的迂腐之見，「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扭於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國家諸費皆可節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否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他深知國家經費困難，要繼續製造輪船，就「必須妥籌善後經久之方」。為此，提出兩條具體辦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舊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輪，把修造艇船的費用撥歸製造兵輪；二是閩、滬兩局兼造商船，供華商領雇，華商為了同壟斷中國航運業的洋商競爭，應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他還從「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出發，進而提出用西法開採煤鐵以「與船器相為表裡」的主張。他指出：「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非煤不濟，英國所以雄強於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閩、滬各廠日需外國煤鐵極多，一旦中外關係緊張，外國對華採取禁運措施，各鐵廠就勢必「廢工坐困」，所有輪船也必將因無煤而寸步難行。中國煤鐵礦藏豐富，外商垂涎三尺，處心積慮地攫取中國內地煤鐵開採權。他認為中國「誠能設法勸導官督商辦，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辦，此等日用必需之物，採煉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榷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計，殊有關係。」他還警告說：若不「因時為變通」，而「徒墨守舊章，拘牽浮議，則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讓洋人專利於中土，後患將何所底止耶！」經過李鴻章等的力爭，清廷不僅否定了宋晉的停造輪船的主張，而且為洋務派興辦輪船捂商局和用西法採煤煉鐵開了綠燈。

1873 年，輪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鴻章給招商局的定位是：沒有大事的時候，輪船可以運糧食和載客；有戰事時輸送軍火。（「無事時可運官糧客貨，有事時裝載援兵軍火，藉紓商民之困，而作自強之氣」）他還希望在航運上可以和外國的船隻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為李鴻章採用招商集資的方式來解決經費問題。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辦、後改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


其餘洋務企業，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

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淮軍亦蒙受重創。戰爭中，李鴻章重用了陸軍統帥葉志超和水師提督丁汝昌。在陸地上，清軍武器裝備並不弱於日軍，平壤一戰，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數也相當。左寶貴知道葉志超貪生怕死，所以以下犯上派人監視葉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寶貴戰死後葉志超臨陣脫逃，致使入朝清軍潰敗，而葉志超逃跑當時清軍的傷亡小於日軍。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識弓馬」，不懂海軍建設和海戰，致使北洋艦隊喪師黃海，一敗塗地

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兩次遭遇日本聯合艦隊，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也無發射魚雷打擊日艦的戰績。傳是丁汝昌「只識弓馬」，一干管帶也全用錯了炮彈，不用海戰時的開花爆破彈，用了穿甲彈甚至訓練彈（雖實際狀況是，日本的海軍指揮原先也只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豐島海戰中，日本吉野號被一枚濟遠艦150毫米口徑火炮擊中右舷，擊毀舢板數隻，穿透鋼甲，擊壞發電機，墜入機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後又轉入機艙里。可是由於彈頭裡面未裝炸葯，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倖免於報廢。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葯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麥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但經史學家唐德剛的查證，麥氏不過是個拖船駕駛）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只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據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而不是爆破彈頭的開花彈。在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之後附有《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折》、《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種大炮彈子數目清折》中統計，參加過黃海大戰的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廣丙7艦的存艦存庫炮彈，僅開花爆破彈一項即達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徑炮使用的炮彈有403枚，210毫米口徑炮彈952枚，150毫米口徑炮彈1237枚，120毫米口徑炮彈362枚，6英寸口徑炮彈477枚。黃海海戰後，又撥給北洋海軍360枚開花彈，其中305毫米口徑炮彈160枚，210、150毫米口徑炮彈各100枚。在3431枚開花彈中，有3071枚早在黃海海戰前就已撥給北洋海軍。蘇小東《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驗北洋海軍考察》猜測：「至於這批開花彈為什麼沒有用於黃海海戰，惟一的解釋就是它們當時根本不在艦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葯庫里。由此可見，造成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彈葯不足的責任不在機器局，也不在軍械局，而在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雙方開戰後，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仍心存僥倖，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葯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葯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

如果考慮到上面所提到的庫存彈葯可能是因為無法使用而擱置的，則丁汝昌責任就較小，但李鴻章的責任並無減輕。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責供給海軍的彈藥不合格。梁啟超為此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祕折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另外他致電駐英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但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李鴻章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後，他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和以前的說法矛盾。

時人認為李鴻章對甲午戰敗的責任，是無可推托的。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風光。

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滿族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只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後，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講和，在赴馬關前向朝廷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

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因此背上賣國罪名。

傳說李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後，立誓「終身不履日土」。後來他於1896年環游諸國，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返華途中，經橫濱港換乘輪船，他命人在兩船之間搭木板而行，終不違當日之誓。然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甲午戰敗，李鴻章引為奇恥，乃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結果產生《中俄密約》，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沙皇東宮檔案資料證明，李鴻章與俄方簽訂《中俄密約》並受賄確有其事。密約簽訂後，維特和李鴻章訂下私人協議，只要《密約》能夠順利執行，李鴻章便能得到300萬盧布（約合190萬美元）的酬謝。李鴻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萬盧布。據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德米特里·烏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1861-1921）的回憶錄《對清國戰略上的勝利》記載：「《中俄密約》簽字後的第二天，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羅曼諾夫與烏赫托姆斯基、總辦羅啟泰在一份向李鴻章付款的協定書上簽字。協定書規定，頭一個100萬盧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築中東鐵路後付給，第二個100萬盧布在簽訂鐵路合同和確定鐵路路線後交付，第三個100萬盧布則等到鐵路工程全部竣工後才支付。這份議定書並沒有交給李鴻章本人，而是作為絕密文件由俄國財政部收藏起來。」這筆錢作為一個專項基金存在華俄道盛銀行，歸財政部總務廳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鴻章基金」。據記載，俄方先後三次給李鴻章、李經方父子支付款項，其中一筆是俄國專使吳克托穆親王到北京交給李鴻章的。據《沙俄財政部檔案彙編》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據《我所知道的李經方——北洋雜聞錄》記載，由於沒有得到俄方許諾的全額款項，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曾抱怨說：「俄國人花小錢辦大事，最不講信義，老爺子為了他們挨了多少罵，最後跟打發要飯的差不多」。而更令人費解的是，李鴻章收受此賄之時，中國的普通百姓正在為李鴻章簽訂的《馬關條約》買那二萬萬兩白銀的單。但對於這種說法學者袁偉時並不同意，他認為：祝賀俄皇加冕和出訪歐美各國是李鴻章馬關簽約後投閑置散生活的結束，標志著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中有不少人盯著他，一有差錯，不少人願將他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有沒有可能為盧布而出賣自己一生的名節和前途呢？此外，300萬盧布不是一個小數目，李鴻章要把這筆巨款放進自己的袋子，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跡，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有此方面的記錄。而且，條約最後也是清政府批准的。


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時期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總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東查勘黃河工程。疏稱遷民築堤，成工匪易，惟擇要加修兩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閭，為救急治標之策。下其奏，核議施行。當年十月，出督兩廣。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畿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帝後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帝後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據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國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國利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身後哀榮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遺疏：

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余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涕零。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數日之間，遂至沉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煩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瞑。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效力，翼贊訐謨。臣在九泉，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兩宮「哭失聲」，慈禧太后稱讚他是「再造玄黃」之人。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諡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北京李公祠：東城區西總布衚衕27號
天津李公祠：河北區天緯路李公祠東箭道、西箭道。現為五十七中校址，主體建築已被拆毀，僅存附屬兩個小四合院。
保定李公祠：淮軍公所街
上海李公祠：華山路1626號復旦中學內
南京李公祠：白下區四條巷77號、五福巷
濟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為辛棄疾紀念祠
據傳李鴻章謝世時留下四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財產，但因其家產被分，無法確定具體數目。


著作

吳汝綸編有《李文忠公全集》。 2007年顧廷龍、戴逸主編的《李鴻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評價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以後世中國的觀點看大多為不平等條約。李鴻章作為簽訂者，長期被稱為「賣國賊」，此說在國內猶為盛行。怛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藉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國父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 「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

俾斯麥在德國拜會李鴻章時，李鴻章得意得跟他說：「有人恭維我為『東方俾斯麥』。」俾斯麥回他道：「他們稱你為『東方俾斯麥』，但是我應該很難被稱作『歐洲李鴻章』。」[來源請求]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的外交，翁同龢的內政，深為清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司農常熟世間荒　 宰相合肥天下瘦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注》一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歷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京城唱蘇昆曲的，有一個飾演丑角的名演員劉趕三，一日在舞臺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一句另加的臺詞：「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臺打了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趕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 趕三一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 由於"趕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

李二先生是漢奸　 楊三已死無蘇醜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後代

李鴻章有三個兒子：李經方（實為六弟李昭慶之子）、李經述、李經邁。婿張佩綸之孫女即為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