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熙寧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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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變法，又名王安石變法，指北宋時期，大臣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一場改革，由於具體實行中出現一些問題以及沒有處理好與反對派之間的關係，最後同反對派之間放反反覆覆地爭鬥，基本上處於被批評的局面，但是一些具體措施還是保留了下來。


背景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員數目持續膨脹激漲，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內外官已達一萬多人，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3年）達兩萬多人，「十倍於國初」，導致冗官、冗費激增，執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強地主妥協，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土地兼併迫使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北宋初年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權，可免除差役和賦稅。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軍隊人數是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使得軍事費用增加，「養兵之費，在天下據七八。」，將不專兵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遊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使得北宋的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沈重。

歳入・歳出表 （單位：匹貫石両） 年 歳入 歳出
1021（天禧五年） 150,850,100 126,775,200
1048（慶暦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049（皇祐元年） 126,251,964 126,251,964
1065（治平二年） 116,138,405 131,864,452

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具體內容

置制三司條例司
熙寧二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均輸法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青苗法

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 (青苗錢)或糧穀，以補助耕作。


農田水利法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保甲法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募役法

又稱「免役法」，熙寧四年（1071年）一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雇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


太學三舍法

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貢舉法

市易法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併也。」


裁兵法

整頓廂軍及禁軍﹕ 一、 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 二、 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置將法

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質素。


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


軍器監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實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遭到許多反對。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韓琦在熙寧三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私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熙寧九年（1076年）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受到重大打擊，堅決求退，退居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罷新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東坡、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6]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歷代評價

明代楊慎的《鉛丹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

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失敗原因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下列可就五方面論之：

(一) 政策未能對症下藥──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不針對到冗官，財政問題解決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

(二) 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

(三) 拘泥古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四)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五) 任用非人——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投機份子章惇、呂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了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