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龐大的鴉片市場究竟是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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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明朝中後期到清初這數百年間，中國已經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數量巨大的吸食鴉片的消費群體，而且眾多的政府官員也被牽扯進了鴉片貿易這項可以獲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雖有禁絕鴉片的決心，並從1729年以後多次三令五申決意要禁絕鴉片貿易和社會上吸食鴉片的風氣，但是終因此風已呈現尾大不掉之勢頭，而沒有產生良好的效果。鴉片，在中國俗稱“大煙”。這玩意兒其實就是用罌粟汁液經過熬制而成的一種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

　　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樣，鴉片這東西在中國的名氣實在是大得很。當然，它的名氣大不僅僅因為它是危害不小的毒品，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東西在中國近代史上引發過一場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鴉片戰爭。因了這場戰爭，一向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天朝大國被拖進了一場至今仍然沒有徹底完成的現代化的浩大進程中，真正是“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迄今為止，關於這場被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普遍認可的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著名戰爭，我們所接受的信息實在可以用目不暇接、耳不暇聞來形容。但是，悖論也可能恰恰在此時而產生。因為海量的信息有時不僅不會有利於我們看清歷史的真相，反倒很容易使我們越來越偏離真相。

　　具體到這場著名的以“鴉片”命名的戰爭而言，可能就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卻一向被我們的史家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比如，如果說鴉片戰爭真的是因為英國的鴉片貿易問題而引起的話，那麼，為什麼獨獨在中國會有一個所謂的“鴉片貿易”的問題呢？

　　由此生發而來的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確從中國的鴉片貿易中牟取了大量的暴利，但是，為什麼他們的鴉片貿易只朝向中國，而不是兼及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呢？

　　要回答以上的問題，顯而易見要搞清楚兩種可能存在的情況。這即是:英國商人向中國輸入鴉片，說明在中國存在著這樣一個對於鴉片的需求市場。那麼，這個龐大的鴉片需求市場，是由英國人一手制造的呢？還是在英國商人之前，在我們國家就已經存在這樣一個市場了呢？

　　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很顯然，英國的這些鴉片商人不但要為鴉片貿易而承擔責任，還必須承擔起誘導中國人民吸毒的責任。但是如果是後者的話，則我們在譴責英國商人販運毒品的同時，可能就不得不發揮點“反求諸己”的精神，查找一下我們民族自身存在著的一些導致了鴉片問題復雜化的症結。

　　當然，事實往往就是這樣殘酷和不幸。因為歷史呈現給我們的真相，正是這後一種的情況。這大約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在當時的世界上，只有中國以及周邊幾個地區存在著一個鴉片貿易問題。很顯然，一是在那些國家和地區根本不像我們這裡的許多民眾一樣，已經養成了吸食鴉片的習慣；二是這些國家早就把鴉片看作是毒品，一直在對其進行嚴格管理。

　　與這些國家相比起來，我們這個東方大國在對待鴉片的問題上，的確有著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特國情。這不同就在於，中國雖然不是罌粟的原產地，吸食鴉片的發明權似乎也並不屬於我們中國人。但是，當這種最初只是作為藥材而引進的東西，一旦在神州大地落地之後，很快就被大範圍地濫用成了一種普通的消費品，以至於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在中國販賣鴉片和消費鴉片都是被政府所默許的活動，這的的確確是在我們國家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而為這種“時尚”推波助瀾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居於深宮之中的皇帝老兒。

　　史有記載，這個可以說是被最早記錄進史書的染上鴉片毒癮的皇帝就是明朝的萬歷皇帝——朱翊鈞。

　　朱翊鈞乃是明朝的第14任皇帝。此人一共在位49年，卻只和大臣們公開地見過一次面！其余的絕大部分時間，他因為和大臣們就“裡儲”問題發生嚴重分歧，而和大臣們玩起消極怠工戰術，長期龜縮在深宮裡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任由國事日非，江河日下。

　　別看這位皇帝疏於政務，但對於鴉片這玩意兒卻是情有獨鐘，以至於最後染上嚴重的毒癮而不能自拔。因此，有歷史學家以為，萬歷好多年不上朝理政，根本原因是因為他中了“烏香之毒”。

　　當然，也有專家考證指出，萬歷皇帝雖然是個地道的“癮君子”，但是由於彼時的中國人尚未發明出用煙槍噴雲吐霧式的吸食鴉片的方法，所以這個朱皇帝的吸毒方式只能是和著其他藥物一起“吞食”，而其用意大約是想藉靠此物來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按照儒家的說法，皇帝並不是人，而是受命於天的“天子”，也就是老天的兒子，是代表上天來這裡統治億萬百姓的。因此，皇帝的一舉一動對於他治下的億萬百姓，無疑有著巨大的示範作用，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也。

　　這樣的“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的事例，在中國的歷史上可謂是舉不勝舉。比如，當那個風雅好文的李後主尚沒有被趙匡胤活捉的時候，就因為這個多少有些變態的家伙特別喜歡宮中一個纏足的女子——窅娘，而使宮中的女子紛紛效法，爭相纏腳以為邀寵之資。此後雖然李後主很快落得個亡國之君的下場，但是，由他發起的這股纏足歪風卻從深宮中殃及民間，逐漸流傳開來，最終演變成了我們國家的一大“國粹”（魯迅語），一直到民元以後才得以完全剪除。

　　比照上述李後主的事例推斷，堂堂的大明朝的萬歷皇帝整天憋在深宮裡以吞食鴉片為樂，必然會對宮內宮外的人產生極大的示範和暗示作用，從而制造出類似於“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效果。因此，完全可以武斷地推斷說，中國民間之所以自明朝後期逐步開始形成了吸食鴉片的惡習，其始作俑者大約正是這位萬歷皇帝。

　　對於鴉片這東西，大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然會對其予以嚴厲禁止。但是，由於皇帝都染上了毒癮，由其統治下的政府對待鴉片問題恐怕也只好聽之任之，不管不問了。事實是，政府不但不對鴉片厲行禁止，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並默許民間的吸食活動日益做大。明朝萬歷17年，政府竟然火中取栗從鴉片貿易中收起稅來，實在是荒唐之極！像這樣的好好政府在世界上大概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

　　當然，大概是因為在明清易代之後，社會上因為吸食鴉片而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實在到了不能不重視的程度，新建立的清政府才於雍正7年（公元 1729年）由皇帝頒布了第一道禁止售賣鴉片及開設煙寮的上諭，對販賣鴉片煙者，私開鴉片煙館，吸食鴉片者，明確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標准。應當說，這在中國的禁毒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然而，盡管如此，由於從明朝中後期到清初這數百年間，中國已經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數量巨大的吸食鴉片的消費群體，而且眾多的政府官員也被牽扯進了鴉片貿易這項可以獲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雖有禁絕鴉片的決心，並從1729年以後多次三令五申決意要禁絕鴉片貿易和社會上吸食鴉片的風氣，但是終因此風已呈現尾大不掉之勢頭，而沒有產生良好的效果。廣州等口岸鴉片仍然或明或暗地被運進口內，社會上吸食鴉片的民眾依然在噴雲吐霧，優哉游哉，毒焰流布之下，終於在1840年引發了那場影響中國命運的著名的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