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電視禮儀與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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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電視機，是電子科技的產品，卻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想像。到目前為止，電子媒介仍然是滲透率最高的媒介。電視在現代家居之中，幾乎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廣播傳達的影像、聲音，長年累月地成為我們家居的影音環境。
　　
這個家居影音環境，提供了直接、簡便的方式、讓香港社會的成員，每天作出「親切的交談」，所以也成為世俗文化的重要元素。過去數十年，香港的電視廣播，在獨特的社會情境之下，更塑造了香港獨有的本土文化。

特殊社會背景中孕育
　　
六七年的暴動後，商業廣播電視開始為香港市民提供免費廣播電視服務。香港當時有四百萬人口，接近三分之一是四九年後自大陸來香港的。此外，由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二十年，香港持續有頗高的出生率。因此，在六十年代末期，當廣播電視啟播時，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年齡介乎十至三十五，而本地出生的人口則首次超越總人口的一半。

　　
對於在香港出生及成長的一代來說，正如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中國傳統文化只是一種剩餘文化。

　　
而殖民地教育，則削弱了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並不希望市民忠於中、英任何一方，它的目的是要令香港的中國人可同時掌握中、英語文，為管治和貿易提供行政上的方便。因此香港的教育制度刻意迴避任何國家或民族感情。

　　
戰後的經濟起飛，造就了新生代向上爬的好機會。經濟增長不單提高了草根階層的生活水準，也催生了一個新的中產階級。取而代之的價值觀，是努力爭取個人的權利，以及改善個人的生活環境。

　　
七十年代的大陸移民潮進一步強化了香港的本土文化認同。八十年代的一些調查顯示，有超過六成的人自認為「香港人」。

　　
廣播電視自六七年啟播以來，迅速滲透，並且在上述的特殊社會背景中，成為香港最重要的大眾媒介。

媒介成文化搖籃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居民，並沒有一個穩定的文化取向，高速成長的電視媒介馬上成為了文化搖籃，電視就好像一個「儀式空間」，成為大家每天抽時間一起參與觀看的集體「溝通」活動。學者 B. Anderson 所說的想像社群，通過每日新聞時事的廣播，變成了一個可見的實體。透過電視，公眾可以一起經驗一種集體團結的感覺。

　　
此外，流行一時的長篇電視劇也具體地說出一個個香港人的夢想。劇集中的人物具有獨特的外貌、抱負、生活習慣，說話中夾雜了香港居民常用的俗語，並且反映出一套世俗化的價值觀。劇集的道德規範模糊，亦跟中國傳統價值相去甚遠，例如個人生存遠超過集體利益，個人的物質追求成理所當然的終極價值。港式文化、港式消費，也透過大量的電視廣告，道出怎樣才算是「識飲識食識享受」的理想生活。

　　
在七十年代的香港，高度商業化的電視媒介，並沒有對電視文化施以直接的商業制約。香港經濟強勁增長，使電視台廣告收入滾滾而來。有利的經營環境為本地化節目注入生命力，而在廣告收入無憂之下，「無線電視」讓編導享有較大的創作自由。

　　
七十年代後期，受歡迎的電視製作人進軍電影，令已經衰落的香港電影事業再次復甦。電視亦扶持了唱片業，流行電視劇集的主題曲登上音樂流行榜，歌星得以經常在熒光幕上曝光，令電視與流行曲彼此推廣宣傳。香港電視的活力也擴展海外。香港的文化產品受其他亞洲市場的歡迎，通俗化和商業化的包裝，比他們富民族色彩和較為呆板的文化產品更吃香。九七前，香港是一個沒有國家身份的小地方，她製作的文化產品卻幾乎可以在所有亞洲國家流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時代環境變遷
　　
總括而言，在戰後至八十年代中期，中港的文化分離、香港新生代的出現、殖民政府積極不干預，以及七十與八十年代的強勢電視經濟，令香港廣播電視成為香港人的主要文化資源。它既吸收西方的元素，也轉化中國傳統的特質；它展現了香港獨特的經驗，也令香港的生活方式具體地呈現出一套地道的本土文化。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這些因素都戲劇性地朝反方向發展：香港主權移交，令香港電視文化逐漸納入中國發展的軌跡；香港人口急促分化，令電視失去了「重心觀眾」；八十年代的強勢電視經濟已走下坡，本地電視業務競爭大而回報減少。

電視的收視和廣告收益，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不斷滑落。

收視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有人認為是電視媒介對觀眾失去了新鮮感；市場缺乏競爭導致節目水準下降；以及卡拉 OK 和錄影機興起等原因，令電視觀眾流失。

九十年代，衛星電視、有線電視、互動電視，相繼提供電視服務，再加上 VCD 熱潮，令電視的經營環境更形險峻。

除了經濟限制之外，香港人口急促分化，也令電視媒介難以凝聚集體的文化認同。接受教育的機會提高、社會日漸富足等原因，令居民在職業、收入及生活方式各方面有了差別。

日積月累的生活禮儀

在九十年代，影響香港電視文化最關鍵的社會處境因素，是香港回歸中國過程。香港與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政治、文化分隔之後，香港人在過渡期內，重新活在中國的軌跡。香港電子傳媒，都在建立「中國連繫」：包括訪問、共同製作計劃、節目買賣及在中國提供廣播服務。傳媒老闆經常禮貌性訪問中國，並與中國領導人和官員保持接觸。

政治過渡帶來一些新意識、新論述，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一些明顯例子。在各種慶典之中，觀眾看見鮮紅的國旗、醒目的黨徽、宏偉的長城，以及知名的歌星、演員。政治和文化符號和諧地交織，以香港人接受的娛樂包裝出現，對香港人認同中國有極重要的作用。一般節目也出現不少中國大陸的題材。

正如上文所說，廣播電視是一項日積月累的「生活禮儀」，香港人的記憶存庫內，每日都進行調節，而電視就每天為這些儲存庫加入動機、想像和文化價值。通過這些電視儀式，在公眾間流通的象徵符號不斷強化為「神聖」的意義系統。這些神聖感召，成為建立和團結的文化力量。香港過去數十年，電視儀式正扮演了建立和調整本土及國族文化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