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为姜维三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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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诸葛亮、蒋琬、费祎之后的蜀汉重臣姜维，古往今来对其褒贬不一。或云其为天下英俊，或云其为一时仪表，或云其“玩众黩旅”，或云其为亡国乱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耶非耶，值得探索。因为这既关系到诸葛亮荐人是否有当，也关系到蜀汉之亡姜维应负多大责任。有鉴于兹，试以三事辨之，就教于方家。
    一辨该不该投蜀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兵向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时曹魏天水太守马遵及天水人中郎姜维等属官随雍州刺史郭淮自西县至洛门（今天水附近）考察，闻亮军已到祁山，淮对遵说：“是欲不善！”遂东还上圭阝（今天水市西南）。遵所治冀县（今甘谷）西偏，又恐吏民作乱，遂亦随淮去。维却对遵说：“明府当还冀。”遵疑维等有异心，未听。维追至上圭阝，“城门已闭，不纳。”维家在冀，“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而城中“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亮见，大悦。”维等投蜀经过，裴松之所注引之《魏略》与《三国志蜀书》姜维本传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姜维投蜀时，适逢马谡败于街亭，《魏略》称“遂将维等却缩（用绳子捆起来）。维不得还，遂入蜀。”如此看来，维之入蜀好象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姑勿论两说谁可靠，均说明姜维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投蜀的。而《晋阳秋》、《杂记》作者孙盛却说：“姜维策名魏宝，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裴松之说：“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孙盛却认为姜维是叛臣。这与时论大相径庭。姜维是以“好学与俭素”闻名当时的。陈寿在显姜维作传时，引与维同在蜀汉称臣的谷阝正之言道：“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由此看来，姜维并非徇利之徒。至于是否违君，那就要看违什么样的君了，是明君抑昏君？是有道抑无道？伍子胥数代有功于楚，因避平王之害而投奔于吴。韩信原为项羽郎中，因不被重用经萧何荐而归刘邦。曹操离间马超、韩遂，超先依张鲁而后降刘备。此等事例，屡见不鲜。良禽择木而栖，乃生物之本性。姜维在欲归不能的情况下投靠明君，并非过错。孙盛之言谬也。
    姜维投蜀后，曾得母书令其当归。维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孙盛据此却说姜维“捐亲苟免，不可谓孝。”裴松之也同意“可责其背母。”此论之所以令某些人赞同，可能受父母在不外游的习俗影响，抑或是因为徐庶孝母受到世人尊敬的缘故。但具有鸿鹄之志的姜维，不像孟公威。当年诸葛亮劝思乡欲北归的孟公威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况姜维之投蜀系其“远志”，而非“捐亲苟免（弃母求生）”游步中华，奈何受孙盛之责难哉！
    二辨该不该征伐
    陈寿说“姜维粗有文武，立志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孙盛亦说姜维“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御侮之任而敌丧守……。”裴松之注引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载有费祎说姜维的话：“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看来以上诸论，均系以成败论英雄，正如谷阝正所言：“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
    三国后期，形势急转直下，蜀汉渐弱，司马懿父子正春风得意之际。姜维投蜀时正像当年诸葛亮出山时的年龄一样。6年后，亮卒，33岁的姜维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维之担此重任，可能与诸葛亮推荐有关。维投蜀时，亮曾给信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李邵、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说：“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
    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是非常识姜维的，说他不仅熟稔军事，而且忠于汉室，公元249年，诸葛亮去世15年，已是48岁的姜维按照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战略，出兵陇西，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今临洮一带）。又6年，维率万人出石营（今西和县西北），围南安（今武山县地）。后数年累与魏军征战于上述诸地。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与镇西大将军胡济会攻上圭阝，因济失约，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
    维之所以连年攻战，认为坐等时变，终非良策；犹恐老死，有负诸葛亮之厚望。虽然功未立，仍夙夜匪懈，心怀“殄敌之术”。在袭用魏延及王平“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战术的基础上，令“诸围敛兵聚谷”，进可攻，退可守。但终因魏强蜀弱，未能按维之谋略而成大业。如依费祎之言，“敬守社稷”，“以俟能者”，采取消极等待态度，霸业何时可成？汉室何时可兴？诸葛亮《隆中对》之愿望何日才能实现？世上不如诸葛亮之人多矣！世上不如曹操之人亦多矣！为何曹操去世后，司马父子仍征战未已呢？抓紧有利时机，一统天下，魏蜀吴的想法是一致的。而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谐辩证的运用。自诸葛亮去世，至姜维与郭淮、夏侯霸征战于洮西，15年间，蜀汉“能者”未出，姜维岂能坐以待老？其后，“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直至费祎卒后，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姜维，始累与魏军争夺于今天水地区。
    正如清史学家王鸣盛所说：“不讨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战争是残酷的，无兵怎能战？胜败乃兵家常事，帅军者谁不想胜？何谓“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看来陈寿之言“过苦”矣！
    三辨该不该死难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率军出侯和（今临潭南），“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今临潭西南）。”因宦官黄皓当道，不敢还成都。次年仍表后主，遣张翼、廖化“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宁强地）、阴平（今甘肃文县）桥头，以防未然。”但后主受黄皓愚弄，未听。后虽遣张、廖及董厥等援助，但为时已晚，钟会攻下汉城，维与翼等退保剑阁。此时，会修书于维：“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吴季礼聘于郑与子产相识故事）。”恭维备至，意在劝降。而“维不答书，列营守险。”正在钟会因运粮不济意欲退兵之时，而邓艾却偷渡阴平，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艾据成都。
    姜维身在前线，听说后主欲守成都，又说要去东吴，又说要南入建宁（今云南辖地）。在众说不一情况下，于是率军由广汉、妻阝道（今四川治县南）以控虚实，可是却被后主勒令“投戈放甲。”维与会在涪（今绵阳东）见面。会说“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说：“今日见此为速矣！”可见维之奉命投降，心情是非常沉痛的。
    姜维投降后，钟会厚待之，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会对长史杜预说：“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诸葛延）、太初（夏侯玄）不能胜也。”虽如此，维仍存复汉之心。《汉晋春秋》说：“会心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敌以图克服也。……诡说会曰：‘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范蠡）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巅，而从赤松游乎？’”钟会知维之语意，仍“情好欢甚。”《华阳国志》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于后主曰：‘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两书均说明了姜维虽身在曹营而心仍存汉室。但由于钟会与邓艾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姜维在钟会之乱中全家被杀。复汉之望绝矣！
    孙盛却认为“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乃反复于逆顺之间……亦衰弱之国，而屡败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说姜维“败不死难，不可谓节。”此论却遭到裴松之驳斥。松之认为，姜维列营守险于剑阁时，钟会计议退兵，“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旁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又说，会如能授维重兵，杀会复蜀，不为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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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孙盛也承认姜维“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之事。大约在蜀亡后65年，孙盛自称曾随东晋安西将军庚翼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蜀人于今伤之。”孙盛既知姜维之用心良苦，又为何责其“败不死难”呢？死，应死得其所。正如东晋史学家干宝所说：“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钟会在进攻关口时，守将傅佥格斗而死，“魏人义之。”诸葛瞻父子双双战死，古今均受到人们的景仰。就连蜀败自杀的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谌，也受到人们的称赞。如像孙盛所期望死法，不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好感。
蜀之亡，原因有三。
    一、后继无人
    蒋琬、费祎“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事，邦家如一。”可惜这种局面为时不长，二人先后亡故。至姜维为相时，蜀汉人才匮乏，就是像姜维这样“蜀官皆属天下英俊，无出维右”的人也不多，可见姜维是当时蜀汉的佼佼者。相对而言，曹魏却是人才辈出。                                   二、奸佞当道
    姜维在为邓艾年破还住沓中千钧一发之际，宦官黄皓与大将军阎宇“弄权于内，”欲废维树宇，维自恐惧。未能施展抱负。正如《陈情表》作者李密所说：“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
    三、后主昏聩
    刘禅即位后，仍以诸葛亮为丞相。对亮说：“政由你，祭则寡人。”直至蒋琬死后，才自摄政事。但宦官专朝，通无政令。陈寿评他：“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自亮殁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诸葛亮卒于公元234年，蜀汉亡于公元263年，30年间国势日衰，欲挽狂澜，绝非姜维力所能及。
    综上所述，可证蜀汉之亡，其责不全在维，诸葛亮之荐维并无大错，维之征战在于执行北伐战略。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言：“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之贬，非也。”
    以上三辨，当否，请指正。
                                                 ――摘自《第九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