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論魏蜀吳三國爭霸真正勝利者為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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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分三國，英雄輩出，縱橫馳騁，三國分立時間不是特別長，所以沒像南北朝那樣演變為主要依托國力競爭的完全不同的勢力；也沒有特別短，不像劉項之爭以及後來的朱元璋與張士誠、陳友諒之爭，個人的軍師才華以及戰爭的偶然性起了較大決定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魏蜀吳三國之爭霸，最完美地演繹了分裂勢力爭霸天下的動人一幕，國力、將領、策略謀略、外交的各種綜合因素都起了重大作用，為後人留下的思考與借鑒也最多。
    既然三國的國家定位都在圖存與爭霸，分析三國各自的目標有無達成、誰為勝利者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課題，晉代魏後三國歸晉，勝利者自然是魏國。但僅僅是如此嗎？
    第一點需要明確的是，晉不是魏。不僅僅因為在表面上換了一姓的統治者，更根本的在於，晉的立國理念和所依托的統治階層與魏有很大差別。是變更了立國理念和統治基礎的晉能統一三國而不是原來的魏能統一三國。
    陳寅恪曾指出，曹操出身於宦官之家，一直為當時的世家大族所看不起，所以曹操主要依托自身的家族勢力以及出身寒門的人征戰天下，曹操提出“唯才是舉”，不是因為他的理念有多麼先進，而是因為其出身與形勢使然，既然得不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只能打破門第之念，從寒門中挖掘人才。而司馬一門本就是世家大族，本身與其他大族在婚姻與利益上都盤根錯節，所以當其取得政權後，立國施政方針完全是依托世家大族。從另一個角度說，司馬氏之能取代曹氏，也正是因為司馬氏背後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決不是只靠陰謀就能取得政權的。
    第二點，說三國爭霸勝利者為吳，不僅僅因為吳的存續時間最長，更因為吳在江東打下的基礎最終使東晉能夠頂住北方五胡的進攻，而使中國文化得以存續。而吳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在魏蜀吳三國中，吳的立國理念最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一個政權的存續時間是其生存能力的一個重要證明。這裡就要說一下魏蜀吳三國立國理念之不同。
    關於魏蜀吳三國的立國精神，我們從它們各自的國號就可以窺到一斑。“魏”、“吳”都是地域性符號，這兩個字主要標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為國號，當然主要是由於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鄴，屬古魏地）。但我們要看到，以“魏”為國號，意在強調政權的地域性根源，以獲得以魏地為核心地區的北方士人的認同。吳之立國，更是完全體現其作為地域性政權的特點。而蜀之立國，以“漢”為國號，是強調對漢代文化符號的直接繼承。
    從當時歷史發展的潮流來說，以世家大族的莊園經濟的發展為推動，輔之以文化上的清談玄風，決定了政權的基礎都在走向地域化，魏和吳都是這一趨勢的體現，吳是主動，與地方世家大族融合也最好，魏是被動，曹丕想以此求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但融合中一直有矛盾，最後是魏政權完全被世家大族掌握和取代。
   蜀漢選擇繼承性來標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是主動的選擇，但也是不得不然。
    從條件上說，采用原王朝國號要求統治者與原王朝有血緣繼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劉備與漢王朝的血緣聯系並非那麼直接，他為了論證蜀漢政權對漢室的繼承性，不得不把這一血緣聯系過分渲染與誇大。而劉備之所以無法像曹魏和孫權那樣以地域性符號作為國號，而選擇繼承漢作為自己的國號，除了自己姓劉有這一尚可利用的條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
    一、劉備早期一直是一個流徙性政權，沒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據地，也便沒有獲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這意味著他的政權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號標示。而長期流徙帶來的有利影響就是使劉備對多個地區的士人有影響，而唯一能對這些不同地區士人起到連接作用的就是“漢”這一原王朝符號。
    二、蜀國的統治集團構成與魏吳有很大差異。魏國和吳國的統治層都來源於當地，並已本地作為人才、兵員的來源和儲備庫，其政權基礎也主要來自於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漢的統治層分為“原從”、“荊州”和“蜀地”三部分，結構復雜，並且蜀國本地人一直沒有成為蜀漢最核心的統治勢力，最上層一直是原從和荊州士人占主導。也就是說，蜀漢政權對蜀國人來說更多是一個外來政權。但蜀漢的兵員構成及人才後備又必須依賴於蜀國本地人，如何使作為兵員及下層統治基礎的本地人心甘情願地接受上層非本地人勢力的統治，對於蜀漢統治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蜀漢要把原來來自不同地域的追隨者集合在一個名號下，要使蜀國的人民和士人相信自己有資格統治他們，決定了劉備必須采用“漢”這一國號。如果用“蜀”的話，一來原從與荊州人馬會沒有歸屬感，再者，把劉備看作外來人的蜀人未必會認同。
    而吳國立國之處即依托當地世家大族，走了地域化政權的路線。所以其在國家政策上，最為務實，不會像蜀漢政權那樣做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北伐，也不會像劉備那樣為了意氣之爭而伐吳。故雖前有劉備進伐之仇，而當諸葛亮主動議和時，能夠實現吳蜀之聯盟。吳蜀聯盟是雙方務實政策的勝利，也是最符合實際利益的。考察吳國對於魏國的態度，在劉備進攻之時，不惜對魏稱臣，後來對諸葛亮北伐時，也配合出兵魏國，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吳國能最大限度保護當地世家大族的利益，當然也獲得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所以才會有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東吳“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不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江東的經濟還是比中原落後很多，所以當晉取代魏國，完全實現世家大族掌權的地域化政權以後，在實力上就超過吳國，吳敗於晉，國家實力是最終決定因素。
    而在歷史後來的發展中，晉因為其世家大族掌權和地域化政權的本質，國家力量易分散和無法集中，故有八王之亂，而同樣因為其政權性質而無法懷納北方少數民族，而終至滅國。
    永嘉南渡之後，東晉在世家大族支持下，依托當年吳國留下的家底，才頂住了北方胡人的進攻，使華夏一族之文化不絕如縷而得以延續。但也正因為其地域化政權的本質，無法懷納北方少數民族，所以即使屢屢有北伐，而不可能獲得成功。華夏之再度一統與復興，必須有待漢人與北方少數民族融合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政權精神與制度模式，那也就是隋唐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