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三國歷史與《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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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歷史的特點
                 　　三國的歷史從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晉滅吳（280年）共96年，從建安元年（196年）算起到晉滅吳共84年，從魏文帝代漢（220年）到晉滅吳共60年。
                 　　在這段歷史中，總的態勢是各路英雄在東漢帝國瓦解的廢墟上問鼎逐鹿，致力於新的統一，因而軍事鬥爭就成為三國歷史的主線。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正是從文藝的角度描寫了這條主線。但是，三國的歷史要比這豐富得多。因為，為實現新的統一而出現的群雄並起、逐鹿中原，只是三國歷史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魏、蜀、吳等各派政治力量為實現統一的目的，又都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奮發圖強，銳意革新。政治上，用人唯才，用法嚴明，賢能得用，政治清明；經濟上，輕徭薄賦，大興屯田，南方和邊區經濟得到開發。同時，在這種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鬥爭都相對活躍的歷史時期，各類人才有了更多的機會來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因而形成了一種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局面。當時各方面的鬥爭是互相聯繫的，而人才問題又居於核心地位。為實現統一，三國的君主都很重視人才，彼此之間的人才爭奪是相當激烈的。
                 　　曹魏地廣人眾，有人口440余萬，軍隊30余萬，重要謀臣20餘人，主要戰將30余人。孫吳次之，人口230余萬，軍隊20余萬，有重要謀臣10餘人，主要戰將20余人；劉蜀的力量最弱，人口90余萬，軍隊10余萬，有主要謀臣七八人，重要戰將十余人。
                 　　曹、劉、孫在人才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功，無疑是促成三國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同時期的其他競爭對手如袁紹、袁術、劉表、公孫贊、呂布等則由於在人才政策方面不如他們，甚或出現重大的用人失誤，因而很快就被歷史淘汰。
                 　　在魏、蜀、吳三國中，曹魏占地最廣、人口最多、經濟軍事實力最強，曹操本人也是第一流的領導人才，但是，曹操一生戎馬生涯30餘年，卻沒能實現統一，主要原因在於：東漢末年，戰亂頻繁，黃河流域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流亡，經濟衰落，而長江流域相對穩定，沒有受到太多的戰亂影響，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因而南方的經濟超過了北方，支撐著孫吳、劉蜀與北方的曹操對峙。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鼎立局面之後，經濟、軍事又出現了新的格局，北方經濟逐漸恢復，加上其他方面的優勢，北方的總體力量又超過了南方，因而，最後又由北方的晉完成了全國的統一。
                 　　三國歷史何以獨具魅力
                 　　三國歷史源遠流長，但唯獨三國的歷史被歷朝歷代的社會各個階層所津津樂道，為什麼？我以為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三國歷史的特殊魅力。三國的歷史，從時間上看，只有半個多世紀，比較集中；從政治格局來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間互相牽制，很富有戲劇色彩；從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輩出，群星燦爛，而且三國的君主都可稱明主，手下網羅了一大批傑出的文臣武將；從事功方面看，三國都是打著正統或維護正統的旗號，謀求剪除異已，實現新的統一。在很短的時間裏，集中了這樣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國鼎立、西晉統一等一幕幕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因而，很自然地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這也是羅貫中要選取三國這一歷史時段來創作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別的歷史時段，如楚漢戰爭、隋末唐初的戰亂、元末明初的戰亂、明末清初的戰亂等相對而言，都沒有三國這樣在多面具有典型性。
                 　　二是與宋元時期民族矛盾加劇和理學家們尊劉抑曹密切相關。三國歷史故事，西晉時已出現空城計等傳說，南朝《世說新語》中，有關《三國演義》的人物故事就有20多個。據記載，貂蟬的故事，北宋時已出現。而且北宋“說三分”，已形成“尊劉抑曹”的傾向。由於南宋是一個偏安政權，人們強烈呼喚正統秩序。朱熹編纂《通鑒綱目》時，尊崇類似南宋的劉蜀為正統，加上兩宋理學家們對儒家倫理思想的昇華和強化，這些反過來又必然會影響民間文學的價值認定。宋元時一代又一代的市井說書人，在民族矛盾的影響下，浸透了憂國憂民的心情，他們對歷史故事加工後，“史”的成分在淡化，“藝術”的成分在增加，從而宣講的主旨逐漸在英雄傳奇中，大力渲染正統觀和忠孝仁義。最早的三國話本元代《全相三國志評話》，雖只“粗具規模”，但其主題思想傾向已同羅氏《三國演義》接近。這種適應時代需要的藝術加工，無疑更加強化了人們對三國歷史的濃厚興趣。
                 　　三是三國歷史和《三國演義》互相影響。這種影響的效果猶如火借風勢，風助火威。如前所述，在宋元時尊劉抑曹的正統觀一經確立以及儒家思想強化後，說書人已經可以撇開歷史的真實，完全按照儒家的正統觀和倫理標準來塑造三國人物了。劉備逐漸成為仁的化身，諸葛亮成為忠和智的代表，關羽成為義的化身，曹操則被醜化為殘忍和譎詐的奸雄。《三國演義》的作者就是遵循這樣一個模式來塑造三國人物的。自從有了《三國演義》之後，人們就以它作為衡量、品評三國人物的標準，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國演義》而不知有《三國志》，想瞭解三國歷史本來面目的人也是先讀《三國演義》而後去翻《三國志》的。這一現象表明，他們是把《三國演義》當歷史看的，只是在懷疑、好奇之後，才去讀《三國志》，探尋三國歷史的真面目。同時，我們還有理由認為，《三國演義》有““三國”的歷史之根，而三國歷史又有“演義”加以渲染，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促動，使彼此都逐漸超出了它本來的能量，產生了經久不衰的歷史魅力和藝術魅力。
                 　　四是封建政權的支持和宣揚。明清兩朝處於封建社會末期，各類社會矛盾尖銳，統治者除加強君主專制外，企圖用儒家思想塑造超人的神的力量來維護統治。以關羽為例。關羽由人向神的轉化，始于兩宋之交，當時宋王朝岌岌可危，希望有像關羽這樣“大義大勇”的神來保護它。北宋末封關羽為“義勇武安王”，南宋關羽成為拯救民生劫難之神。明清兩代對關羽的推崇達到極點。明政府封關羽為“武廟”的主神，與“文廟”的孔子相對應。清順治時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以後屢加晉封。同時關羽顯靈保衛明、清王朝的神話不斷出現，而且見於詔書之中。在封建王朝的提倡下，關羽“廟祀遍天下”。顯然，政府的支持作用，更鞏固和強化了人們對三國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關注。
                 　　《三國演義》最多只有五分真
                 　　《三國演義》取材於三國歷史，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歷史在這裏只不過是一個故事框架，一個時空斷限。歷史人物已被重新塑造，歷史事件已被重新安排。它不再像歷史典籍那樣去真實地記錄歷史、述歷史，而是根據作者的創作意圖去塑造歷史、虛構歷史，把作者對歷史人物的愛憎、對歷史規律的把握和對歷史精神的闡釋全都融合到一起，將三國歷史加以演義、虛構、渲染，或者改頭換面。由於小說藝術本身的局限，在《三國演義》中作者只是選取了三國歷史上最具藝術效果的方面棗軍事鬥爭，而對同樣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措施則沒有涉及。
                 　　具體而論《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有人開了個七分真三分假的單子。我個人傾向於認為，小說是小說，歷史是歷史，不好用派比例的辦法來區別真假。如果要派個比例，我認為從歷史科學的角度嚴格要求，《三國演義》最多只有五分真。
                 　　與三國歷史的真實相比，《三國演義》中的史事經過、典章制度、生活習俗、人物功過、人物性格、官制、禮儀、時間、地域等或是不準確，或是弄錯，或是有意虛構，或是過分渲染，因而似真非真，真假並存。尤其是書中所記典章制度、生活習俗等，大量是作者生活在其中的元明時代的，與三國的實際情形相差很遠。譬如坐姿，在《三國演義》中人物都垂腳高坐凳椅，而歷史研究表明，三國時期人們普遍跪坐，即使是婦女梳妝，也都是跪坐進行，到了唐末五代以後，由於胡床的傳入，坐姿和坐具才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在拍攝電視劇《三國演義》時，總導演採納了我提出的跪坐的建議，增加了時代感。下面，我舉幾個典型人物的例子，更能清楚地辨明《三國演義》和三國歷史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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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與諸葛亮有關的“空城計”和“死諸葛走生仲達”。“空城計”完全是虛構的，諸葛亮只是在最後一次北伐時才與司馬懿相持于渭水。但作者寫空城計又是有所本的，這個“本”就是《三國志》中的裴松之注所引“郭沖三事”，但它是假的。因為諸葛亮屯兵漢中陽平時，司馬懿還是荊州都督，無緣與諸葛亮抗衡。“死諸葛走生仲達”的依據是《漢晉春秋》，但是作者又加了工。《漢晉春秋》的記載是，諸葛亮死後，蜀軍秘不發喪悄然撤退，司馬懿有所發覺，驅軍追趕。兩車相近時，蜀軍長史楊儀命蜀軍“反旗鳴鼓，欲向魏軍”，司馬懿“不敢逼”，只好退兵。當時在魏軍中就傳開了“死諸葛走生仲達”的笑話。蜀軍“入穀然後發喪”。但是在《三國演義》中卻成了蜀軍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著諸葛亮木偶像，司馬懿疑諸葛亮未死，故而退兵。
                 　　二是關羽的一生事蹟。《三國志》中對關羽的記載很簡單，可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贈給關羽的美名最多，對關羽的一生事蹟虛構得也最多。如千里走單騎、單刀赴會等都是假的。至於關羽死後在玉泉山顯聖、並活捉呂蒙使其斃命，則純粹是封建迷信。華容道關羽義釋曹操，是作者為醜化曹操，樹立關羽的高大形象而虛構的。關羽放水淹七軍事雖有所本，但與史實相差很遠。《三國志》中的《關羽傳》和《於禁傳》都寫得很清楚：時值秋天，大雨連綿，漢水暴漲，平地水高五六丈，關羽所帶的荊州水軍適應這種天氣，而于禁、龐德帶的是北方軍，不適應水戰，被洪水沖沒，於禁投降，龐德被殺。在《三國演義》中卻成了關羽料定秋雨季節必有大水，先堵住低濕地帶，自居高處，然後“放水淹七軍”。
                 　　三是為醜化曹操而故意歪曲史實。如赤壁之戰是一場遭遇戰，《三國志》的《武帝紀》、《周瑜傳》等寫的是兩軍相遇於赤壁，曹軍大疫，初戰不利，乃引軍還。而《三國演義》則將它無限誇大。又如曹軍潼關戰馬超事，戰鬥確實很激烈，但是《三國演義》寫曹操割須棄袍乃得脫則完全是為醜化他。實際上，潼關大戰，曹操是贏家。
                 　　《三國演義》中人物性格之真偽
                 　　《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性格與《三國志》中的人物真實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現舉幾個人物說明。
                 　　諸葛亮：諸葛亮治國治軍的才能，濟世愛民、謙虛謹慎的品格為後世各種傑出的歷史人物樹立了榜樣。歷代君臣、知識份子、人民群眾都從不同的角度稱讚他，歌頌他，熱愛他。可以說，諸葛亮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已超過了他在三國歷史上的政治軍事實踐。《三國演義》雖然突出了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業等的積極方面，但又把它無限誇大，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忠貞的代表，並將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魯迅評論說：“狀諸葛亮之智而近於妖。”因此，《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歷史小說人物。
                 　　劉備：陳壽對劉備的評價是：“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但他“折而不撓，終不為下”。在《三國演義》中，作者把劉備描寫成“仁”的代表，漢室皇權正統的繼承者，因而對劉備的仁愛、寬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徵著力描畫，極盡誇張，但在突出其“仁愛”時卻又落入了“無能”一面，給人以“無能”和“虛偽”的感覺。電視劇中的劉備常常以淚洗面，哭與淚雖然表現了劉備的“仁”，但又給人以劉備的天下是哭出來的印象，扭曲了劉備是“梟雄”、“人傑”的真實形象。
                 　　關羽：歷史上的關羽為“萬人之敵”一虎將，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義著稱，但“剛而自矜”，勇猛有餘，智略不足。馬超投降劉備後，封為平西將軍。時關羽督荊州，修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諸葛亮答信時，稱馬超雖為一世之傑，但不如關羽的“絕倫逸群”，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這是典型的有勇少謀的武將性格。但在《三國演義》中，因為他是劉備陣營中的人，又有講信義的特點，所以，就被塑造成“義”的化身。他跟隨劉備，不避艱險。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劉備，只是有感於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離曹歸劉前為曹操殺了袁紹的大將顏良，解白馬之圍。但是《三國演義》中寫關羽下邳投降時相約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禮待他等卻是子虛烏有。總之，在《三國演義》中，作者是不惜筆墨，把關羽刻畫成“義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嚴重的扭曲了。
                 　　曹操：歷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複雜，陳壽認為曹操在三國歷史上“明略最優”，“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曹操禦軍三十餘年，但手不釋卷，登高必賦，長於詩文、草書、圍棋。生活節儉，不好華服。與人議論，談笑風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但是，在《三國演義》中，曹操性格品德中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對他殘忍、奸詐的一面又誇大了。因此，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奸詐、殘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歷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謙讓服人，有“雅量高致”。劉備稱他“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孫權則贊他有“王佐之資”。但在《三國演義》中，周瑜成了諸葛亮的墊底人物。寫周瑜，是為了抬高諸葛亮。因此，《三國演義》中的周瑜氣量狹小，智謀也總是遜諸葛亮一籌，根本不像蘇軾所歌頌的周瑜“雄姿英發”，是“千古風流人物”。
                 　　魯肅：如果說在《三國演義》中，曹操、劉備、諸葛亮、關羽等人的性格、形象雖被扭曲，但多少還有些根據的話，那麼，魯肅這個人在《三國演義》中除了名字外幾乎就全是杜撰了。歷史上的魯肅“雖在軍陣，手不釋卷”，“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他初見孫權，就提出了建國方針：鼎足江東，北拒曹操，待機剿除黃祖，進發劉表，竟長江而有之，然後建號稱帝以圖天下。這與諸葛亮的《隆中對》有相似之處。曹操大軍南征荊州時，孫權部屬都主降，唯獨魯肅主張抗曹，勸孫權召回周瑜，共商戰守大計。赤壁戰後，他又力主扶劉抗曹。在東吳歷史上，魯肅實為諸葛亮式人物，孫權對他也極為欣賞。吳國的建立和發展基本上是按照魯肅提出的政略、戰略方針進行的。但在《三國演義》中，魯肅成了諸葛亮與周瑜兩人智鬥的犧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三國歷史的啟迪
                 　　三國歷史給後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後人從三國歷史中得到的啟迪是多方面的，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但可以舉個別人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諸葛亮這個人物在三國以後的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後人也從諸葛亮的一生事蹟中學到很多東西。諸葛亮的忠貞、濟世、敬業、至公、廉潔、謙虛等品格為歷代君主、官吏、士人和老百姓所稱頌。唐太宗稱他為“賢相”，治國“正直”，“至公”，要群臣學習。乾隆《五賢祠詩》說：“端稱諸葛是完人”。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說：觀歷代“秉事君之節，具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有治人之術”者，唯諸葛亮一人。唐、宋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都給予熱情謳歌。杜甫詩稱：“諸葛大名垂宇宙”。唐初名畫家閻立本畫諸葛亮像以後歷代摹擬傳瞻。至南宋摹擬像上有張栻贊、朱熹書。南宋理學家王柏仰慕諸葛亮，特刻其石像供奉。朱子“每酒酣，多朗誦《出師表》”。史可法等一批民族英雄，忠於國家民族的思想品德無不受其影響。諸葛亮對國家對事業“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的敬業精神，以及“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立身處事格言，影響了許多人。
                 　　可以說，諸葛亮思想的積極面已經融入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它將永遠昭示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