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钱穆谈三国志

長風傲天

先講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別的。陳壽是晉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經學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壽《三國志》敘事較簡，篇幅不多，而當時的史書則已特別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採來注在陳壽書裡。因此我們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見很多到今已失傳的史書，在裴松之時尚存，到以後南北朝長期大亂，及到唐代，很多書都看不見了，幸而在裴松之注裡有，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書。而裴松之對於這許多書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經書裡僅是解釋字義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講裴注，大體可以分成六項：一、“引諸家論，辨是非”，這屬史論方面的。二、“參諸書說，核訛異”，一件事有兩說以上不同，他“參諸書說”來校核其“訛異”之所在。三、“傳所有事，詳委曲”，這些事陳壽《三國志》裡有，或者太簡單，中間委曲的地方，他來詳細地補注。四、“傳所無事，補闕佚”，在陳壽《三國志》裡根本沒有這事，他補進去。五、“傳所有人，詳生平”，《三國志》裡有這人，可是生平不詳，他補進了。六。“傳所無人，附同類”，《三國志》裡根本沒有講到這人，他就把這人附在同類人的傳裡。所以裴注比陳書不曉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陳壽《三國志》以外，同時還有一兩百部書，裴松之無不把來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從頭到尾自成篇段。此種史注，前無其例，而此下也更無後起，所以裴注很特別。後來幾讀《三國志》的，無不兼讀裴注，而且陳志裴注總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陳壽寫《三國志》時，這一時期的史書，裴松之看過的就已有一兩百部，現在拿來一比較，陳壽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進的，有些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並不全出陳志下。
我們試再講到《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已在宋代，在范曄《後漢書》以前，寫《後漢書》的就有七家。及范曄《後漢書》出來，這七家的《後漢書》都不傳了。學術上大體還是有一個公平，可見范書是有價值的。只因范曄是犯了罪死在監獄裡，他的書沒有寫完，因此只有紀、傳，而無志。我們不能說范曄不想寫志，只是來不及寫，已經下獄了。范曄下獄而死，他的書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後來其書獨行，即據此點，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許並沒有他的好。唐初章賢太子為《後漢書》作注，在註裡就有許多零碎歷史事情為范書所沒有。這雖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可是也補進了很多歷史故事。清代有一個經學大師惠棟（定宇），寫了一部《後漢書集注》，他所補進的材料比章賢太子注還多了很多。清人還曾把七家《後漢書》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實際上這七家《後漢書》在惠定宇《集注》裡也都有，不過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裡。
根據上述，可見讀《後漢書》與《三國志》，讀法要和讀《史記》、《漢書》不同。《史記》中春秋戰國還有很多材料沒有收，但《漢書》，如要補進班因所沒有收的材料，就很難。西漢史料流傳到今可以補進《漢書》裡去的，實在很少了。但《後漢書》、《三國志》，很多材料，在這兩部正史以外，為我們可以看見的，當然也可見陳範兩人的剪裁所在，但當時的歷史，要之不盡納人此兩部正史內。因此《後漢書》章賢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補進很多，但裴注也還有缺漏，此所缺漏，現在我們卻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見寫史之難。如講書法足稱“鐘、王”，王羲之是東晉人，鍾繇是三國時魏人，陳壽有《鍾繇傳》，裴松之當然也注了，但鍾繇在後代最大流傳的是他的書法，而他之精於書法，陳志裡沒有，裴注裡也沒有，這只能說他們兩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應該。又如管寧、華歆兩人年輕時同學，在院裡鋤地扒出一黃金，管寧連看也沒有看，華欲則拿起來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門外有大官貴人過，聽到車馬之聲，官寧沒有理會，華歆就到門外去望了一望。等華歆回來，管寧就同他割席而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陳志鍾華在一篇傳內，華歆亦做了魏國大臣，管寧則始終沒有在魏國做過官。後人推尊管寧為三國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見在《世說新語·德行篇》，也成了一件傳誦千古的故事，幾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陳志裡沒有，而裴注裡也沒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兩事。清末王先謙，寫了一部《漢書補注》，又寫了一部《後漢書集解》。民國初年，盧弼寫了一部《三國志集解》。《漢書》有顏師古注，出於唐，但清代研究《漢書》的人多，王先謙集來寫《補注》，省人翻檢各書。但王氏的《補注》還多靠不住，有些問題《補注》引了此說，沒有引彼說，所引也不是全部，刪節得還頗有問題。不過大體講，《漢書補注》還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後漢書集解》就要差一點。至於盧弼，諸位或許不知其人也正為王先謙有了《漢書補注》與《後漢書集解》，而來寫一部《三國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進不少材料，如剛才講鍾繇書法，以及管寧華歆同學時故事，他都補進了。盧弼這書，還是花極大工夫。可惜《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有近人作補注集解等，而《史記》則沒有。有一日本人瀧川龜太郎，寫了一部《史記會注考證》。此書開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見到幾本，中間錯誤很多，當時在北平圖書季刊裡寫過兩篇文章批評他。但目前大陸把此書翻印了。我們自己就沒有人能來寫一部《史記集解》之類，此事自不易。我們此刻講史學的多不通經學，此是一難。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難。特別是戰國史，太史公之《六國年表》就錯得多，清人屢經研討也無結果。要待我的《先秦諸子系年》始得一定論。不曉得哪一天，我們史學界或者有一個或幾個人能來成一部《史記集解》，或《補注》，此真不易。諸位且莫看輕從前老一輩人的工作。如王先謙一部《漢書補注》，一部《後漢書集解》，對我們用處大。我們罵前人不懂歷史，但他們至少已方便了我們。此間藝文印書館所印二十五史，除上邊幾部外，此下還收有《晉書》斠注等好多種，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但他們的書究竟是放在那裡，供我們閱看，但我們總不問他們這些人是怎麼一回事，全不理會了，這也是我們目前學術界一個大毛病。

長風傲天

現在我們再講范曄《後漢書》和陳壽《三國志》的本身。剛才講的主要是講這一時代的史料，而這兩書的本身則似無可多講，因他們都是沿襲《史記》、《漢書》而來。《史記》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漢書》有一篇《敘傳》，范曄《後漢書》就沒有，只有一篇《獄中與甥侄書》，他沒有兒子，這書是給他外甥侄兒的，書中寫到他寫《後漢書》的事。他說：“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他指出當時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項。一是“情急於藻”，寫文總得有個內在情感，然而當時寫文章的都要用力辭藻，遂使這個內在情感反而為詞藻所迫，不平穩，不寬舒，這恐是“情急於藻”之義。一是“韻移其意”，文章必有個作意，而為韻所限，便“移其意”，失卻了原來應有之位置。又一是“事盡於形”，文中事情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謂盡，實則是不盡。“義牽其旨”的“義”字，該同“旨”字略相近，不當把自己寫文章的大旨反為要該如何寫文章之義所牽，而陷於不正確。這是當時流行駢體文之通病。其實即此四句，也見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說：“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寫文章要情志，情志寄託故當以意為主。能以意為主，才能“以文傳意”。可見他所謂“義牽其旨”這個“義”字是講的文義，不該把文義來牽動文旨。我們若懂得文以傳意，“則其詞不流”，文章不會氾濫，然後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詞藻，“金石”是聲調，此為文第二義，而非第一義。可見范蔚宗深悉當時人的文病。但看他這封書，向後不能比韓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馬遷、班固，可是他已能在當時駢體文的重重困縛中要求擺脫。他的《後漢書》，文章寫得也非常好。我今舉此一例，想藉以告訴諸位，將來若輪到諸位來寫歷史足有一番困難使諸位無法寫，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話文應用範圍，其實也尚只在報紙新聞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類。如要寫一傳記，白話文反不易寫。如要寫一碑文，用白話，實不甚好。有時連日常應用文字也不能純粹用白話，不得不轉用簡單的文言。若我們要來寫一部歷史，如《中華民國史》之類，單就文體論，便有大問題。我想諸位如要寫史，最先便該重讀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來試寫，不致的呢麼啦，不成一篇史體文。范蔚宗父親范甯，治《穀梁春秋》，是一個極有名的大經學家。范蔚宗學問有家傳，他能看不起當時一般作家與文風，平心而論，《後漢書》也確不失為一部極好的史書。
講到《三國志》，有一問題很複雜。那時已是斷代為史，漢代完了，晉代沒有起，陳壽自己是三國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晉朝做官。照歷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不能不由晉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國志》，只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此層便有關後來史家所爭的正統問題。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但他書稱《三國志》，不正名曰《魏書》，不與《漢書》、《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可見陳壽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國志》裡又有一問題，應該提出。此刻大家都說魏、蜀、吳三國，其實依當時歷史講，不應稱“蜀”，應稱“漢”。漢昭烈帝不能稱蜀昭烈帝。當時蜀國人自稱“漢”，不稱“蜀”。此問題，諸位驟聽似很無聊。但我們在今天也恰恰碰到這問題。其時吳蜀聯盟，吳國人說：“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可見當時的吳國人也稱四川是“漢”，不稱是蜀。而陳壽《三國志》把這個“漢”字改成了“蜀”字，由寫歷史人來改歷史，那真是要不得。漢昭烈帝決不能稱“蜀昭烈帝”。諸葛亮《出師表》上的：“漢賊不兩立”，也明明自稱是漢，哪能改作蜀賊不兩立？可見這一問題，也不僅是一歷史問題，在我們當前，同樣有此問題，在所必爭。而且也不僅我們，在現時其他國家中，同樣有此問題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說我們歷史上所爭的正統問題是不該再提了，認為此只是一種陳腐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現在才知道此等歷史問題，同時還即是現實問題，不可不爭。但我們也要為陳壽著想，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漢則已讓位給魏了，在魏人定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通稱蜀是漢。到今天，我們講歷史到三國，開頭就說魏、蜀。吳。那就是跟著陳壽講，但當時歷史上沒有蜀國，我們不得已而稱之，至少應稱“蜀漢”，以示別於前漢後漢，而不能單稱之日“蜀”。這問題在前有人講過，特別是黃震（東發）的《黃氏日鈔》裡，提出這問題。我以前讀《黃氏日鈔》，對此大為佩服。但此刻翻查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它鈔了東發《日鈔》，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孫，乃知提出此問題的還不是從黃東發開始。所以我要告訴諸位，在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實不該把來看輕抹殺。
我又想勸諸位，做學問不能只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盡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我們此刻寫論文，盡求篇幅龐大，不想後來人哪能看這許多。即如盧弼，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殺了。他一輩子成績專研一部《三國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來講《三國志》，一查《鍾繇傳》，又查《華歆傳》，又查《黃氏日鈔》論蜀漢這番話，他都有了。這些縱不說是《三國志》上的大問題，但也不能說不是問題。前輩人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哪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說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問。好了，今天講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