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邱吉爾

兔兔

邱吉爾雖然早已於1965年1月20日即已逝世。但縱使到了今日，他那起起伏伏、充滿了傳奇英雄色彩的一生，仍然繼續對21世紀的英國政治發揮著影響力。

例如，就在2001年年底，英國的詹金斯爵士（Lord Roy Jenkins）在新著《邱吉爾傳》裡即指出，邱吉爾在現實國際政治上，乃是他搭建了自1945年以來即持續影響世界的基本英美同盟結構，這個結構主控了整整半個世紀英國外交政策。主張英國應加入歐元區，俾在歐盟扮演更大角色的詹金斯爵士，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觀點，也皓首窮經式的到邱吉爾的演講集裡去找論據，認為邱吉爾對歐洲的整合有原創之功。以詹金斯地位之高，都必須假借邱吉爾來合理化自己的主張，這足以顯示出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影響力仍然壟罩著英國政治。但詹金斯的論證卻可能過分的斷章取義。因為在邱吉爾的觀念裡，英美同盟乃是重心。他當然不反對歐洲的整合，也主張英國應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但事實上，他所主張的乃是，僅管可以是歐洲的一員，但卻是主宰歐洲的上位成員。對歐洲，邱吉爾有著一種曖昧的優越感。

但僅管邱吉爾仍然影響著英國，但他那起伏且極富傳奇性的一生及其後代，也同樣一直是有些「反邱吉爾派」試圖將其八卦化的課題。例如也在稍早前，傳記作者皮爾森（John Pearson）就在《邱吉爾王朝--一個未被刪減的故事》裡大爆邱吉爾家族內幕，他的父親藍道夫爵士（Lord Randolph Churchill, 1849-1895）死於梅毒造成的精神錯亂。邱吉爾早年在哈羅公學唸書時，數學和科學成績極差，他即藐視的指責兒子「一無是處、愚蠢、浪費，沒有絲毫聰明」。父親的藐視並未摧毀邱吉爾，但邱吉爾的成功，卻使得他自己的子女被摧毀。邱吉爾有三女一男，除了么女瑪麗（Marry Soames）人生順利外，餘皆庸碌不幸：長女戴安娜在24歲時自殺，比邱吉爾早死兩年；次女薩拉則在67歲時酗酒而死。而他的獨子小藍道夫，則雖然略具才華，但卻被父親的陰影所壟罩。他早熟、自大，不知羞恥的花天酒地。他的這三個子女，每人都至少離婚一次。小藍道夫曾有意為父親立傳，但只寫到1914年即戛然而止，最後由馬汀．吉伯特（Martin Gilbert）所續完。

而小藍道夫雖然本身一無所成，但他的婚姻卻極富八掛傳奇。他1939 年娶潘蜜拉（Pamela），她是14世紀英國風流貴婦狄碧女爵（Baron Pamela Beryl Digby）的第11代孫。他們的婚姻極其失敗。潘蜜拉後來在《自傳》裡指稱小藍道夫「悲觀、拘謹、酗酒，他似乎更想過單身漢的生活」。由於婚姻失敗，潘蜜拉遂煙視媚行，縱橫在倫敦社交圈和男人堆裡，惹出許多風流情事。被保守的英國人民認為是「英國的恥辱」。潘蜜拉的豔聞對象計有：英國王室與阿拉伯王室通婚而生的阿里罕親王（Ali khany）、法國最大銀行世家繼承人羅士渣子爵（Baron Elie de Rothschild）、義大利飛雅特汽車的老闆艾格奈里（Giovani Agnelli）、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高級幹部穆羅（Edward R. Murrow）等。潘蜜拉後來與小藍道夫仳離，再嫁英國電影公司大亨海華（Leland Hayward），1971年海華逝世，她又嫁給近代美國政商名人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iman）。他出身鋼鐵暨鐵路豪門世家，在近代美國政治上是重要的特使，也是小羅斯福時代的棟樑人物，潘蜜拉下嫁哈里曼後，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沙龍貴婦，後來的柯林頓與高爾都深受她的提拔，柯林頓當選總統後即回報以駐法國大使一職。她算是與邱吉爾家族有關者，人生最幸運的一個。

　　因此，邱吉爾僅管勛業彪炳，但他太過偉大的結果，則是後代反而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偉人的後代多半難有善果，邱吉爾家族可算是最佳例證。這乃是一般的邱吉爾傳記，通常都不太會去碰觸的話題。

　　但不論年少時是賢是愚，也不管他的後代是落拓或發跡，單單就邱吉爾本人而論，他終究是20世紀全球最重大的傳奇式偉人之一，他固執、暴燥、尖酸、為己、反覆易變，很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不良習性，這都是他要命的缺點，也使他的早期從政生涯波折起伏，如果不是後來的對德戰爭，他肯定會被歷史家描寫成是個庸錄善變，但多少還有一點文化特質的普通政客。但幾乎所有的偉大人物都需要用時代的不幸來灌溉他們的聲名。在1930年代德國納粹初起之時，他就能以那種只有真正英雄人物始可能具有的本質直觀能力，彷彿預言家般的發出警告，及至對德戰爭開始，他由海軍大臣進而出任首相，他那真正的領袖才華始真正的發出光芒。他的幸運是英國正在不幸時有了他。他帶領英國度過了對德戰爭的最初兩年的超級艱難階段，使得英國成了抵擋納粹的唯一防線。及至1941年6月希特勒進軍蘇聯，當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隨著戰爭的擴大，英國本土的國境始逐漸緩和。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聯美聯俄，折衝樽俎，對戰爭的勝利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也對二次大戰的形勢藍圖做出了勾勒。1946年3月，他創造了後來全球使用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鐵幕」一詞，這是冷戰時代的先聲，同年他倡議成立歐洲議會，這可以被解讀為歐洲歷史的重大轉折，一個由長期對抗戰事走向合作共存的新歐洲由此開始萌芽成長。20世紀的歐洲史或世界史，有一大半都和他有著實不可分的關係。一個傑出的領袖必經生命的機運、本身的潛質，以及時代的動盪作為他功業的舞台，這是歷史不幸的本質，也是「偉大」這個概念潛藏著的不偉大因素。偉人在戰爭中產生，這是人類的無奈，邱吉爾有著成為偉人的一切條件，而他是在戰爭中捍衛和平的這一方。邱吉爾在近代史上，乃是和希特勒完全對偶的人物。希特勒要以古代帝國形成的模式，靠著征服而打造新的第三帝國，而邱吉爾則雖然出身英國古老的貴族世家，但卻具有真正現代的胸襟與器識，他不但摧毀了希特勒的帝國之夢，更要以現代的標準重建新的世界秩序，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走向，邱吉爾所完成的，乃是沒有讓歷史沉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5年他領導的工黨在大選中失利，他也失去了首相職位，而成為在野黨領袖。1946年他首度在蘇黎世倡議歐洲聯合，1947年發起「不列顛聯合歐洲運動」。而後「歐洲議會」形成。1948年5月7日在「歐洲議會」的海牙會議上，邱吉爾應邀發表主要演說，那是近代歐洲史上最重要的經典性和文獻式演講。在演講裡，邱吉爾不但將17世紀以來歐洲嘗試以和平方式進行整合的長期努力加以闡述，並向全歐發出這樣的道德呼籲，其中有如下的段落：

　　「的確，現在時間已經到了，歐洲聯合的聲音必須被抬高，在這個由於我們過去的犯錯與仇恨中所造成的混亂與拖延時刻，在這個現在的危機和未來的烏雲也仍然壟罩著我們的時刻。我們只有一種方法從災禍中拯救我們自己，並讓彼此靠近，那就是讓我們忘掉過去的仇恨，讓國與國之間的深仇大恨及報復死亡，讓造成我們各自分畛域的壁壘逐漸的消除，讓我們歡樂的在共同光榮的文字、浪漫熱情、倫理、思想和寬容下聯合一致，這些才是歐洲的真正遺產，也是歐洲秉賦及榮譽之所繫。至於我們之間的爭吵、我們的愚行，以及由於戰爭和暴政所造成的可怕戰亂，殘酷和各種令人膽顫的行為，則要將它棄掉。」

「不久前，我曾說過，戰勝國牽著德國的手重新回到歐洲大家庭，乃是我們深以為傲的任務。我非常欣慰的知道，有許多重要的法國領袖也表示過同樣的主張。為了讓歐洲從廢墟裡重建，使它重新在世界上閃耀發光，我們的首要之務即是征服自己，蓋只有如此，我們始能由於昇華和造成的實質驚人改變，而落實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歐洲需要所有的法國人、德國人，以及我們每一個人都能付出。因此，我在這裡歡迎德國代表團，我們邀請他們加入到我們中間。我們認為，當今的德國問題，乃是要恢復德國的經濟生活，恢復德國古老的光榮聲名，但卻不使他們的鄰居暴露在它軍力重建專擅之下，因為這樣的傷痕我們現在依然留存。歐洲的聯合可以對各方提供唯一的解答，它也是可以豪不拖延即能落實的答案。」

　　由這篇經典性的演講，邱吉爾那讓人驚嘆的演說才華，以及在言辭裡所透漏出來的智慧光芒，甚至在細緻之處用字遣辭的體貼週到，可以說盡現無遺。邱吉爾除了藉著參與現實政治而創造歷史外，他還有一個重要性絕不低於創造歷史的部分，那就是他同時也書寫歷史和藉著語言重塑歷史。

　　有關邱吉爾的生平，人們多半早已耳熟能詳。他的先祖是英國安妮女王時代的馬爾巴羅公爵，在英國，這乃是個長期以來始終不衰的豪門貴族。他的生母珍妮．杰羅姆，則是美國金融家及報人里昂納德．杰羅姆之女。因而後來的人皆深信邱吉爾的英美混血，乃是他終生致力於英美聯盟的主因。但一般論者皆可能疏忽了的，乃是做為英國豪門後裔的邱吉爾，他的身世自覺對他一生所造成的影響。而這個問題，劍橋基督學院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坎拉丁（David Cannadine）在《英國貴族階級的衰微及沒落》、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教授巴澤爾（E. Digby Baltzell）在《新教當權派》這兩本著作裡，倒是有更為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巴澤爾教授指出，英國的社會乃是階級嚴格區劃的社會，但僅管如此，英國貴族社會之所以未曾出現類似於法國的階級大革命，乃在於英國貴族階級始終保有追求卓越和對外開放的傳統。這使得英國貴族階級有著一種追求自我高貴的傳統，並傾向於刻苦自厲，從校風極嚴的貴族公學，一直到牛津劍橋，都反映著英國貴族階級的這種特性。而坎拉丁教授則指出，邱吉爾出身貴族豪門，他本質上乃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輝格黨，相信做為上層階級的人，先天上就有責任領導國家與人民渡過難關，追求進步。這乃是邱吉爾生平裡最大的特性之一。坎拉丁教授指出，近代英國在民主化和社會福利化的過程中，貴族階級的努力，的確是在逐漸消退之中，在邱吉爾之前，最後一個貴族豪門出任首相的，乃是巴爾福爵士（Lord A. J. Balfour, 1848-1930），但他擔任首相的期間為1902至1905年，此後的首相則皆由平民出身者為之，到1940年邱吉爾出任首相，中間已隔了35年，由此也的確顯示出英國貴族階級的衰退。但這種趨勢到了邱吉爾，卻出現了大逆轉。邱吉爾強烈的貴族自覺和追求卓越，使得二次大戰期間，英國貴族投身政治與戰場者前撲後繼，乃是英國沒落的貴族階級為英國做出的最大貢獻。也正因此，當我們研究邱吉爾，他那種生在貴族沒落時代的張力因素，可能是必不可廢的重點。他自幼開始，即對自己的家世有著獨特的自覺，並花費極大精力寫作祖先家傳。僅管他的父親待他極為苛酷甚至蔑視，但他對父親所代表的貴族血脈，則始終敬重有加。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說，他無論從政、書寫、甚或演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藉此為英國貴族階級留下最後一抹光輝。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乃是「貴族再起」（Aristocratic Resurgence）的重要時刻。或許只有從這樣的角度，始能掌握到一些他生平的重要訊息：他為什麼從公學時代就對學習歷史和英文寫作有著那麼強列的興趣，而對其他如拉丁文及科學毫無興趣？他為什麼從早年從軍開始，就一直熱衷於也同時兼事報導寫作？為什麼他對祖先家傳和父親的傳記，有著那樣專注的態度？邱吉爾是近代政治人物裡，第一個把創造歷史、書寫歷史，以及藉著語言而改變歷史看做同等重要的第一人。就歷史的敘述而論，他也開創了所謂「見證歷史」（History of witness）這樣的文類，將自己所參與的歷史留存為紀錄。

　　也正因此，從邱吉爾書寫歷史，一直到他完成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並獲得了195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邱吉爾的獲獎，瑞典學院提出的理由是：「一方面基於他歷史寫作和傳記的價值，另方面則是由於他精彩的演說所致。」

邱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給獎理由而論，乃是他的歷史著作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等，以及他的演說各居其半。這的確大違諾貝爾文學獎的傳統，不過由後來的發展而觀，他的演說無疑的乃是20世紀顯示人類感性與理性的重要瑰寶，並因而延伸出一種獨特的「邱吉爾語言學」，在人類歷史上，除了古希臘演講家德謨斯特尼斯（Demosthenes, 384?-322 B.C.）外，沒有任何人能夠將演講的功用提高到像邱吉爾那樣不可思議的高度。他一輩子都「在和句子談戀愛」，他本身也就是個「修辭機器」。當代文學評論家米勒（Joseph Miller）曾分析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語言型態和句法，即對它的豐富多彩歎為觀止。另一學者衛德洪（Monfred Weidhorn）則指出，邱吉爾在語言的使用中，可以說已將所有的句法和聯想方式發展到了集大成的地步。他的用字遣辭具有高度的詩意和小說想像。邱吉爾是個不善於交談的人物，他喜歡獨白，在獨白中進行造句鍊字，他說：「如果我對了字句，就有銅板丟進存錢箱中那樣的快感。」他那將近整整四萬頁的書稿和演講集，業已成為一座英語寶庫。

　　而研究邱吉爾的語詞、隱喻、句法，以及引用句子的方式，固然讓人歎為觀止。但更重要的，或許乃是他在書寫與語言文字後的那顆心靈。他對人類的進步有期許，對國家和人民的心聲有感覺，或許這才是他無論寫歷史和做演講時，總是那麼能打動人心的理由。語言固然可貴，語言背後的心靈可能更珍貴。近代歷史上，希特勒和邱吉爾都是罕有的語言魔法師，一個藉著語言的煽情功能，將它剛烈化與命令化，從而讓人的品質在語言中沉淪。而邱吉爾的語言則聰慧、軟性，能讓人在語言中產生共感的智慧。同屬語言魔法師，但高下立判。由前引的他在「歐洲議會」上的演說片段，他那種如詩的感性，豈止是優美動人而已，他是藉著語言創造出新的時代氛圍和集體的智慧。

　　邱吉爾是一代偉人。他出身高貴，追求高貴性，並為他的國家與時代獻身。他的心胸器宇因而走在時代前面。或許這才是我們展讀他的著作和演講時，最堪反覆思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