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宋朝經濟

Ｋ!·

宋朝經濟宋朝確立了土地私有產權制度，買賣自由，並採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經營成為重要的土地經營形式。租佃契約期滿後佃農可以自由決定終止或續約[15]。人口流動性增強，城市商品經濟發展。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總計58個國家[來源請求]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北宋初期大面積開荒，土地不抑兼并，農田規模擴大，為提高耕種效率，注重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改良品種，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宋朝廷掌握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到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年)達到耕地面積頂點7.0億畝.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6]。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宋朝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17]，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18]。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


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仁宗在位時代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盛唐年間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南宋時，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南西路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廷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第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東南亞、南亞、中西亞等地。
北宋時，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交通業宋朝政治經濟中心向東向南轉移，東南地區河道發達，水網密布，是天然的交通網絡。宋朝又注重疏浚河道，建造橋樑，創造了良好的交通條件。南宋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也格外興旺。
宋代造船技術水準處於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行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宋代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至道年間(995年—997年)，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初年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宋代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每年鑄幣83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506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隻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10年（1077年）的北宋歲入共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佔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佔70%。工商稅收入構成朝廷財政收入的主體。


會子危機
會子


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佈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佈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緻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詞語過濾**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鬥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佈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圖中描繪一艘宋朝的戎克船。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代時全國僅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代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19]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代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裡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宋王朝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20]。
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21]
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代，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遼國、金國、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